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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之变媒介
时间:2017年03月16日信息来源:不详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媒介一:

           从企业家到事业家的跳跃
                      ――-读徐王婴新著兼对浙商的期待
                           吴晓波

    我第一次见到鲁冠球是1990年,那年我大学刚刚卒业,服务于一家通信社。鲁冠球的万向节厂在杭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与我一路站在窗口看风景的情景,他用一口浓重的萧山口音大声说,“我就是不进城,我要在这里造一个工业城。”15年后,鲁冠球的梦想已经很接近了,他还在那座被翻修了多次的楼里办公,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满目厂房,再也看不到一块绿色的旷野。他的工厂已经办到了大洋的彼岸,昔时被他奉为上宾的美国商人如今已成了他的属下,在每年的各种富豪排行榜上,他总是能风雨不惊地排在前五位。我不知道今天的鲁冠球站在那个窗口前时会想些什么,他是在期盼一个更大的厂房,照旧开始怀念那片永久消散了的旷野。
   
我也记得许多年前在温州见到王均瑶时的情景。我们在龙港街头的一个小酒馆里吃饭,那时候他还年不过三十,话语不多但酒量特别很是的惊人。也是在那一次,一桌子人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本身如何“包天”的故事,后来我把它写进了一篇消息通信里,“胆大包天王均瑶”自此成了一个寓言级的人物。在浩繁的温州企业家中,王均瑶不是最成功的一个,他的财富在温商中可能都排不进前二十名,但是他却是名气最大的一个,这统统都是由于他的胆大、离奇和出人料想。乔治·盖洛普博士好象说过如许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偶然并非因为他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由于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渺小特点。”王均瑶就是如许的人。后来王均瑶去了上海,他收购烂尾楼、炒作地皮,依然是一个很热闹的商人。2004年炎天,年方38岁的王均瑶在上海忽然辞世,这一度成为华东地区很轰动的消息。据一位参加了他的葬礼的同伙回来说,当日秋雨绵绵,有两千多人到场送行。
我想象得到那个场面的壮观,一个胆大包天的寓言就如许嘎然而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停止·····

几年前,我采访过日本三洋的一位终身取缔役(终身董事),老头目是昔时与松下幸之助的妹夫井植熏老师一路打天下的老臣。他刚刚在珠江三角洲跑了一圈,接触了许多年轻而雄心壮志的企业家。坐在黄浦江畔的一个酒店大厅里,他对我说,“我喜好中国的企业家,他们
跟我们昔时一样,很有战斗心。”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战斗心”这个词,在中文里好象没有如许的用词,但我觉得它很贴切,好像没有另一个词汇可以如此简捷地描绘出这一代中国创业型企业家们的共性。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适如其分地出如今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废墟中摇摇荡摆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井植熏们出现了。
在二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拱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世代。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本身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紧张的角色。他们都是一群文化不高、出身边远、没有任何资源的人们,但是,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题目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他们能够拨去统统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定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统统的规则与准绳。他们对金钱的无限欲望使得他们敢于采用统统的手法编造最鲜艳的商业故事。这是一群不无“蛮横”的人们,从1978年至今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如许的一个族群。我信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原始积累时代,都出现过这些人,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

我是在2003年冬天见到陈天桥的。那时候的盛大还没有如今那么如雷贯耳,他所租用的那座大楼在上海的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楼前的大道正在拓宽,轿车要停在数百米外的地方,然后走进去。那时候的陈天桥正跟韩国游戏公司打官司闹得不可开交,他很想让人把这一段写下来。他领我参观他的公司,在一个大开间里我看到上百个服装各异的年轻人在忙忙碌碌地排队办手续,他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他们的游戏密码丢了或被盗了,所以要千里迢迢赶来上海“找”回他们的宝贝。我是一个从来不玩网络游戏的人,可是那个场景让我看到了盛大的将来,并信服陈天桥的创业直觉。这位复旦门生在两年前凭50万元家当起步,竟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冲天创出一个如此惊人的奇迹。在高步阔行的陈天桥身边,还簇拥着一大群从海外归来的博士、MBA,在电梯口,陈天桥告诉我,他刚刚从美国回来,盛大可能会在纳斯达克上市,基金经理估价盛大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0亿元。
当我脱离盛大的时候,我仿佛目睹了一个新的创业世代的开始。我仿佛又嗅到昔时在鲁冠球身上散发出来的咄咄锐气。
从鲁冠球到陈天桥,中国企业家已经从年龄上走过了整整一代。陈与鲁的儿子、现任万向集团总裁的伟鼎恰好同龄,他们将成为将来中国商业的旌旗。但是,假如你要我将这两代人做一个清晰的对比,却仍然是困难的。他们的共性太多。他们同样是自力更生的创业型企业家,他们有同样茂盛的战斗心,他们同样是一群机遇主义者,他们同样天生具有东体例的、善于应变的商业技巧。从经营层面上将他们区别出来也是困难的。

每个企业,都有本身的生命周期,从学步期到少年期,从青春期到壮年期,再从半衰期到衰落或重生中兴,在每一个阶段,企业都将面对不同的境界,在许多时候,这些阶段中的题目每每会跨越时代、国家和行业,而具有肯定的共性。
二十年成长,中国企业家好像完成了一个代际的传递。但是从成长周期来看,中国企业尚未走完一个轮回,也没有完成彻底的企业家换代,财富仍然在喧哗中赓续裂变重组,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固的财富阶层沉淀下来。

我信赖,财富会改造一小我,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但是在中国,这种改变才刚刚开始。即便在这一代中国企业家身上也呈现得并不清晰。
松下幸之助曾经把为商者的成长分为三个境界,一是创业家,二是企业家,三是事业家。松下说他本身是从65岁开始,才进入到了?乱导业木辰纭?BR>什么是事业家,松下说,那就是你要有一个超越了面前目今战略和利益的愿景。90岁那年,有人问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有长远的规划吗?”松下说,“有。”“那么,这个规划的年限
是多少?”松下徐徐地说,“500年。”松下说500年的时候,并不是想恐吓什么人,其实从经营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贻笑大方的说法。但是,松下就徐徐地说了“500年”,他想说的是一个心态,是一层自在,是一种对将来充满自傲的事业心。这就是事业家的境界了。
从企业家到事业家的跳跃,在某种意义上与企业的规模或资本的丰富并无太大的关联,而更有关系的,却是企业家本人对企业的理解。
1954
年,彼得·杜拉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管理实践》,这位日后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奥地利人在书的开始便如许问道:企业是什么?从没有人问过这个题目。直到50年后,91岁的杜拉克接受采访时依然认为“企业界到如今还没有理解它”。这位睿智的老人担忧地说道,“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会鞋子没有爱好,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效果。”
“鞋子是真实的,利润只是效果。”这是成为事业家的另一个台阶。
利润只与企业家或相干的股东有关,鞋子却是穿在一些不相干的、陌生人的脚上,它应该舒适、应该合脚,应该时尚而耐久。
企业是一个由于物质创造的必要才组合在一路的集体,它通过商品的生产和贩售对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产生价值,所以,杜拉克说,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效果。
这些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听来照旧那么的陌生而迢遥。对于一个积弱百年的国家来说,“经济优先主义”在肯定阶段自有它的合理性,可是假如它一向作为一个国家成长的唯一指标,那么它的健康性,甚至合理、正当性都将面临质疑。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假如不能够实现自我的理念扬弃,那么,人们将很难祈求一个健康而厚实的商业社会的出现。

企业家的人生是一场关于金钱的游戏。
世界上没有一枚硬币是有体温的,它严寒,坚硬,圆润,而且面无表情。但是透过它却可以折射出生命的种种惊讶。但是假如财富的寻求仅仅表现在金钱数字的累进上,那么企业家的人生就会显得十分的机械而乏味,并无比的苍白。
美国早期商业巨子、美国钢铁公司创办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一个吝啬、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在他的暮年,他捐出了绝大多数的财产,他在遗嘱中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同时代的洛克菲勒是另一个具有同样性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不尽人情的巨人,他赚取了连本身都不信赖的财富,在暮年他最终信赖,是“天主派他来赚这些钱,然后再通过他的手还给社会的。”现在,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你都看得到他捐赠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是荣幸的,他们终身陷溺金钱游戏,享受到了其中的刺激、惊险和快感,然后在临死之前,他们还找到了游戏的答案。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们,从鲁冠球到王均瑶,再到更年轻的陈天桥,他们都沉浸在“惊险一跃”的游戏中,那么,他们将探求到怎样的答案?

徐王婴,新著《浙商之变》。书中人物大多与我相熟,夜半逐一展读,仿佛看见逝水流过。这些年,听多了创富的故事,看厌了商海的精彩,忽然很想从这些门庭若市的金钱大潮中读出另一类的思考,哪怕很单薄,哪怕很渺小。徐王婴以女性特有的精致和多年的用功,将一个个浙商人物描写得维妙维肖,她一改他人惯常的瞻仰写法,从企业家的忧?、思考与探索切入,生动地显现了这一代浙江商人的行践思寻。可以说徐王婴此著,正写在浙江商人从企业家向事业家的一跃之间,算得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写在路上的书”。
是为序。

吴晓波杭州  20051

媒介二:

从牡丹到玫瑰 

/杨轶清

 

徐王婴女士请我为她的新著作序,我一开始不假思索的谢绝了: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做过序、跋之类的面子文章,我觉得本身还不够格。虽然自知没有给人作序的资本,但内心照旧很乐意说上几句的。由于一则这是“浙老虎”浙商思想库的第一本书,我是“浙老虎”出版品牌的始作俑者,头一只小老虎问世,可喜可贺;同时,这也是浙商研究会正式亮相之后的第一本专著,推出研究成果是浙商研究会的主业之一。因此,我跟徐王婴女士商量,我不作序,我以一个“先读为快的特别读者”的身份——比如今看到本书的诸位至少早一个多月,对《浙商之变》特点、亮点和不足做一个点评。

徐王婴是浙商报道和浙商研究的痴迷者,带着一腔“本身也说不清楚的情感”在关注这个分外的群体,充满了热情和执着。《浙商之变》是徐王婴的第二部浙商概念专著,前面一本,也就是2003年春天问世的《对话浙商》,我也从头到尾看过。《对话浙商》是典型的“女性财经”文章,温婉精致感性,甚至带着那么一点点瞻仰和经不起推敲的称赞。看完这本《浙商之变》之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浙商之变》看来是首先从作者的风格和视角开始变起。虽然抒情色彩依然显明,岑寂仍然敌不过情感吐露。但牡丹花已经变成了玫瑰花,虽然美丽仍旧,但枝条上已经多了很多尖尖的小刺,有些耀眼甚至扎手。

“变脸”是我对《浙商之变》内容的第一个印象。书中重要人物都是被媒体聚光灯追逐的人,用一句流行的话语来说,这是一些公众已经“审美委靡”的人物。要出新出彩特别很是难,但书中出场的这些老面孔依然给我一种奇怪感,似曾相识又有几分陌生。徐王婴之所以“变脸”成功,一个重要缘故原由就是她走进了人物的“心里”。

我号称浙商研究专家,知道要画出浙商的脸谱并不难,难的是写出浙商的“精气神”,表达浙商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徐王婴笔下,冯根生的率性、吴敏一的无奈、厉玲的简单、苏显泽的正道、陈金义的沧桑、章鹏飞的先天、王钧瑶的哀荣、王振滔的激情、夏建统的聪慧。他们的似火激情,他们的壮志凌云,他们的艰辛困顿,甚至他们的尘埃细微,一个个生动而鲜活。

不仅仅唱响“走进春天”的主旋律,也唱出“走进冬天”的警示音。这是《浙商之变》的第二个显明特点。浙商的崛起,好像是在一夜之间,但有谁知道这棵小草昔时在风雪中的磨砺和土壤里的挣扎。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但如今显然还没到坐下来盘点历史的时候,那样的工作放到浙商“退出舞台”时来做可能更合适。

我们浙商研究会的同仁曾经讨论过如许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浙商听到的好话太多了,如今是更必要头脑岑寂,泼几盆冷水的时候。由于如今是一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今天属于浙商的荣誉,20年前是广东人的,你能不能保证20年后光环依然在你头上。题目还在于20年根本不够,浙商要成为一个品牌,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至少要传三代以上,如今第二代才开始上来。晋商、徽商之所以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嘴上,就是由于他们横跨三五百年不倒,根扎得很深。所以浙商真正的历史考验如今才刚刚开始。浙商如今是明星,大旗已经竖起来了,但要想红旗不倒,不是一颗流星,还有更艰苦的千山万水要走过,而经营环境的约束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了我们的拦路虎。本书在这方面着墨不少,但遗憾也在这里,假如能够有“浙商败局”的典型案例解剖,信赖对本书会增色不少。

《浙商之变》的第三个特点,在于本书跳出了单纯人物传记或案例分析的范畴,也不是以着名度为标准,而是以“事件”及其代表性为选材依据。本书的讨论范围涵盖了职业经理人与民企老板的冲突与融合、官员下海及其人生角色定位、民企成长的瓶颈及其突破、草根企业的转型和升级、国际化路径、资本市场的冲击和洗礼等一系列带有共性和趋势性的题目。如许对更多的读者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

在这个“唯一不变的是转变”的时代,浙商在变是必然的。但“变”是一个天使和魔鬼联体的双面人,从草根到大树是变,从良种到秕草也是变。在充满变数的年代,一本书对“浙商变局”的影响和改变大概眇乎小哉。我们自傲能做到的,就是关注、参与、推动浙商健康持续发展的热情始终不变,这一点我与作者共勉之。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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