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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去草根化”任重道远
时间:2013年05月02日信息来源:不详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随着环境的转变,浙商创业之初和成功之时的许多条件已经消散和正在消散,浙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衅。从现阶段浙商暴露出来的缺陷和将来的趋势要求看,“去草根化”是浙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义务。

浙商“去草根化”任重道远

◎杨轶清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第一代浙商重要的天然人来源来自于农夫,农夫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紧张供给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较早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浙江省私营企业主调查效果表现:出生地为“州里”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称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夫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以首届“风云浙商”评比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背景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农夫出身的7位,初中及以放学历的7位,自力更生的9位。可见,所谓“浙商九成苦出身,80%出生于农夫”的说法,并不夸张。

与同期全国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指标相比,浙商的“草根化”色彩更光显:1994年,浙江私营经济重要指标已经排名全国前列,但浙商的平均学历显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私营企业主,而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浙商的四级学历均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只占浙商总数的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2%,高学历段浙商比全国平均低了1/3左右。

在草创阶段,这些“离市场最远”的人群恰恰是机会成本最低,同时也是具有雄厚“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的群体。所以浙商集体创造了先发上风和文化上风。但随着环境的转变,浙商创业之初和成功之时的许多条件已经消散和正在消散,浙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衅。

比如:“四千精神”是典型的浙商精神,但假如把浙商精神只概括为“四千精神”就不周全不正确。“四千精神”的核心是“肯吃苦”,从长远来说,把浙商精神简单地归结为“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现阶段浙商暴露出来的缺陷和将来的趋势要求看,“去草根化”是浙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义务。

一、浙商文化价值观的有机更新

由于早期浙商大多数出身于“草根”,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比如公共意识不足,举动规范性较差,社会角色意识欠缺,价值创造能力和文化塑造力弱等。

要建立更加开放和兼容的心智模式,而价值观的转型是突破心智模式局限的前导。从自我或个人为中间向社会责任协调共生的理念变化,有助于文化资本发育提拔软实力。客观地说,与国内偕行相比,浙商在这方面并不落后。但新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确立巩固既有上风,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二、浙商知识系统和学习机制的有机更新

“有文化没知识”是浙商的闻名悖论。上文的统计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非编码知识,即隐性知识,也就是各种诀窍类知识,在浙商知识总量中的比重较高,这是浙商人力资本的明显特点。这些知识形态包括:工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祖传手艺、商业习俗、生意经,以及共同的产业选择等。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不但填补了他们受教育偏低的不足,而且吻合他们信息传播的偏好,因而学习收益很高。

浙商的这一学习机制在市场早期有用度更高,在市场竞争进入到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一特定的知识系统和学习机制必须有机更新,否则就会陷入机遇导向和经验型决策的泥淖。

三、以“革本身的命”的决心,避免浙商小我能力成为组织能力的上限和瓶颈。

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呈现动态配比关系:一样平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小我能力大于组织能力阶段;小我能力与组织能力匹配阶段;以及小我能力小于组织要求阶段”。

显然,第二阶段处于理想状况。若第三阶段不能有用突破或长期处于第一阶段,企业的危急就会蕴蓄。一旦外部力量剧烈起伏,危急可能恶化或爆发。此次金融危急中破产倒闭的浙商企业,均属于这两类情形。要避免小我能力成为组织能力的上限和瓶颈,只有两条路:其一是企业主能力赓续提拔;其二是企业的命运不依靠于老板一小我。而这两条,都是草根浙商不小的挑衅。(作者系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实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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