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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研究
发挥商帮在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时间:2018年04月19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在2012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辜胜阻发表主题演讲。辜胜阻认为,经济转型需要重视商帮的独特作用,浙江经济和杭州经济的新一轮发展要充分发挥浙商和杭商的独特作用。浙江转型升级的最大资本就是浙商资源。

发挥商帮在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辜胜阻

我有一个判断,“没有浙商,城市就不活、不富”。胡适先生曾经讲过,历史上“无徽不成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么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今天的状况是“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浙江人,那么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过去四年,我到过60多个城市调研,很多城市的领导都认为,对外开放要看有没有洋人,对内开放要看有没有浙商。浙商是商帮中的“优等生”,是中国的第一商帮。我总结浙江经济发展成功的因素有六条:一是企业家精神和家族企业。二是体制外金融,也就是民间金融,活跃、发达的民间资本为浙江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澎湃不息的动力。三是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四是面向全国及全球来发现和引导市场的能力。与其他商帮相比,浙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五是抗危机的应变能力强和适应性强。六是政府相对开明。浙江不仅商人精明,政府也开明。我认为,正是上述六个因素造就了今天浙江经济的辉煌。

什么是商帮?

这是一个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经济转型需要重视商帮的独特作用,浙江经济和杭州经济的新一轮发展要充分发挥浙商和杭商的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从经济成果来看,中国现在已是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第一、出口第一,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指的是商业阶层和农民工阶层。二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确立。农民工阶层与工业化、城镇化密切相关,主要由农民转化而来。商业阶层与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国际化相连,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但还不是完全确立,因为我们对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未到位。

什么是商帮?我认为商帮有五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或标志:一是共同的价值观。二是标志性的人物。如果没有老一代的鲁冠球,没有新一代的马云,没有这种标志性的人物,我们很难称之为杭商。历史上的徽商和浙商都有自己标志性的人物。三是支柱性的产业。作为一个商帮,如果没有支柱性的产业,就不能称之为商帮。四是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五是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也就是要有商会,商帮和商会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五个要素不可或缺,是五个标志。

我们来看犹太商帮,犹太商帮是世界最成功的商帮。犹太人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3%,在美国占比为3%,但在美国超级富翁中,犹太企业家却达20%以上,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民族占到了一半。犹太商帮标志性的人物:美国股神巴菲特、量子基金创办人索罗斯、微软公司共同创办人艾伦、华纳电影公司创办人华纳以及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犹太人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犹太人认为人一生有三大义务,而教育子女位列其首。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是每个富裕犹太家庭的共识。犹太人还通过信托制度,将遗产留给优秀的子女。犹太人积极的财富教育观,都来自其代代传承的独特信仰和金钱观,打破了“富不过三”的魔咒。

我们再看中国各地商人的性格特征。温州商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杭州商人:品质创业,和谐创新。宁波商人:敢闯敢冒,世界任我行。绍兴商人: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山西商人:勤俭吃苦,重利守义。河南商人:小心谨慎,处处求安。安徽商人:温文尔雅,亦贾亦儒。陕西商人:处变不惊,信心十足。上海商人:精明精细,重利包容。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重商轻政。北京商人:能侃心诚,重政治创神话。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商帮的核心理念,晋商是“进取”,徽商是“精明”,浙商是“团结”。有人还说,粤商“重实效”,浙商“重合作”,闽商“识时务”。我们来看粤商精神,首先是“务实、轻文、轻政”,广东商人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当干部去”;其次是“重利,轻形式、轻虚名”,没有广东人不敢干的事,没有广东人不敢赚的钱;再次是“不拘规则,重结果”,“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最后是“低调,不出风头”,怕露财,怕惹事,闷头发财。总的来说,粤商精神就是“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我们再来比较粤商、浙商、闽商的冒险精神:粤商谨慎,多想慢干,有一百万,做五十万生意;浙商敢冒险,想好再干,有一百万,做二百万生意;闽商更冒险,干了再想,有一百万,做五百万生意。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因素,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受地域文化影响的,像前面讲到的绍兴商人“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就是它的地域文化。

第二个因素是标志性人物。在2010年财富500富人榜各省人数中,浙江有105人,占五分之一,广东有60人,福建10人,上海是36人。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广东是136人,浙江是127人。从当代中国三大新商帮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商帮都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代表性人物在商界影响非常大。我们讲老一代的杭商代表人物,就是刚才讲到的鲁冠球、宗庆后,新一代也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杭商杰出代表有马云等。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因素,标志性人物,如果没有标志性的人物谈不上是商帮。

第三个因素是支柱性的产业。我们看浙江的产业集群和福建产业集群,中国鞋都——晋江、温州,中国石雕之乡——惠安,中国轻纺之都——绍兴等等。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支柱产业,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四个因素是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晋商曾经有500年的辉煌,对山西的影响很大,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谈到浙商的影响,有人把它称作候鸟、蜜蜂、地瓜经济。有人说,浙商创造出“三个浙江”的辉煌:第一个是本土的浙江,10万多平方公里的浙江;第二个浙江是全国600多万的省外浙商,创造了6.7万亿的GDP,是浙江的2.4倍,在全国有4万亿的投资,我去60多个城市,我深切地感受到浙商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第三个是150万海外浙商。这“三个浙江”表明浙江是“地瓜经济”,根在浙江,但是它的影响力超出了浙江,延伸到海外,这是它的影响。

第五个因素就是要有沟通的机制和合作的平台,这就是商会。商会是商帮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和交流平台。在政府“有形之手”失灵和市场“无形之手”失灵的条件下,商会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商会为商帮提供了抱团取暖的机会。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商会作为民间中介组织,对降低交易成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敬琏教授指出,中介组织不发达致使企业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从而影响了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当企业之间遇到纠纷时,“上法院,似乎不值;找政府,似乎不管用;上门打一架,似乎不妥;就这么认了,似乎太窝囊”。在这种情况下,商会“该出手时就出手”,使其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一个是中国橡胶工业等相关协会抗议奥巴马政府通过的轮胎特保案,还有一个温州的打火机商会,在加入WTO后赢取了第一场官司。

总的来说,我认为浙商有六大特点:一是有眼光,具备灵敏的“嗅觉”,“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二是有激情,富有梦想。三是有胆识,肯于冒险。四是有智慧,善管理群现象,有帮带精神。五是不抱怨,适应能力强。六是讲信用,浙商的信用是建立在地缘、血缘和亲缘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利息多少用口头约定,连字据都没有。但这次温州信贷危机,使长期积累起来的民间信用受到了重创。

浙江为什么要转型,怎么转?

浙江经济增长放缓源于省内粗放型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浙江经济必须转型升级,浙江政府必须有危机感,浙江转型升级的最大资本就是浙商资源。

过多依赖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消耗的粗放型经济难以为继,浙江企业越来越受到“地、工、电”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加上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节能减排的倒逼,“温州模式、民营经济、出口导向”这三大浙江经济传统的金字招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有的“温州模式”面临着温州债务危机和民间金融“高利贷化”倾向的威胁。“民营经济”面临着“三荒两高”的困境,即人荒、钱荒、电荒和高成本、高税费,以及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浙江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持续,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再制造业”战略以及东南亚低价抢单行为导致浙江省外需市场不断萎缩。近年来,浙江经济下行趋势明显,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2011年浙江省GDP增速排名滑至全国倒数第三,投资率增速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因此,“浙商回归”的引进工作成为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期盼“浙商回归”为浙江疲软的经济注入强心剂。

我认为,引导“浙商回归”的关键要靠浙江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发展前景和政府更高层面的政策支持等“软环境”。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企业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 一是由“低”向“高”、由“模仿”向“创新”转变。从低成本的战略走向差异化的战略,从拼低价格,拼劳力,拼土地,向追求高附加值转变,改变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端陷阱”,由产业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端和高端。二是由“多”向“精”转变,回归主业,做强主业。改变盲目多元化战略倾向,实现“归核化”战略,做强做好核心主业。三是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由偏重规模扩张向追求质量提升转变。“宁可盈利不做大,不要做大不盈利”。四是由“做快”向“做久”转变,由急功近利式的求快,向追求基业常青的做久转变,从速度至上“挣快钱”向经营稳健“稳挣钱”转变。五是由“过度竞争”向“合作竞争”转变,从过去的单打独斗的分散竞争转向联盟+竞争+合作。六是由世界工厂的“打工者”向全球资源的“整合者”转变,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低层次参与国际分工走向高层次的国际运营战略。

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什么?

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经济转型升级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困境。

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总量的5.4倍,欧元区是5.2倍,所以美国、欧盟都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有点像过去的日本。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主要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以及房地产泡沫化。日本房地产最疯狂的时候,房地产的理论价值相当于GDP的2倍,有人说当时的东京可以买下美国。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也挖空了日本的产业。所以,国际经验和教训教育我们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2010年GDP增长率是10.3%,去年是9.2%,今年一季度下降到8.1%,稳中有降,但是要防止经济“硬着陆”的危险,尤其是急速下滑。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两难就是保增长和控房价。由于房地产涉及到我国众多实体产业,怎么在控房价和保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着我们政府的智慧。本月全国40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产生三大效应:一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呈现“一网打尽”,有助于推进房产税落地;二购房者住房信息可查,楼市销量、房屋空置率及个人住房性质等信息将纳入住建部实时监控,以便对症下药;三挤出空置房,导致二手房源上升,实现房价合理回归。

目前,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海外浙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华商集中的地区,均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关门歇业”现象,即使部分商户还在坚持经营,也都生意惨淡。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风险,温州就是一个先兆,有很强的代表性。产业链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油、电)流、物(路桥)流、信息流高度垄断,产业链下游大量民企过度竞争,实体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银行赚钱赚到“不好意思说”,经济陷入严重两级分化。有人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四大赢家:一是以钱生钱者,二是以地生财者,三是以路收费者,四是以垄断地位谋取暴利者。我们讲民间资本“热钱化”,民间金融“高利贷化”,商品服务“劣质化”,整体经济“泡沫化”,其问题的实质都是实体经济“空心化”。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中小企业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和税费重等多重生存困境,政府要通过“放”、“扶”、“逼”等措施,营造良好的环境,帮助企业通过转型升级突围。

“放”是要放开市场准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市场空间。“扶”是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身上,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贴息”等方式提高民间资本回归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引导民间资本回流实体、重振实业。“逼”就是通过市场倒逼机制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最近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中国目前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小小成功的企业家,通过移民,甚至卖掉自己的公司到国外去度假享受,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当大多数企业家都不再有奋斗精神,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我认为,企业精英移民海外是一个非常严重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此问题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就会加剧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为此我有三个呼吁:一是呼吁“走出去”的企业家把“根”留存国内。二是呼吁政府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税费重的生存困境。三是呼吁地方营造让离家出走的企业家回归的宽松的经营环境和安全的法治环境。没有好环境,企业要么“不务正业”,要么“离家出走”。

最后,我用我的结论来结束今天的演讲:企业要么向上走——转型升级,要么向外走——海外拓展,从而避免向下走——被淘汰的命运。选自辜胜阻在在2012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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