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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否?何在?
时间:2019年08月15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刘亭:“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否?何在?

根据2019年8月9日下午刘亭在2019浙商(夏季)论坛演讲速记整理


非常荣幸,能上台为各位先进授奖,并且还有一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日程上给我排的题目叫“重要战略机遇期形势分析”,那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怎么回事?

这个命题和判断,最早是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做党的十六大报告时提出来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机遇期是要做什么事呢?是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

之后过了十年到了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具体表述中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加了“仍处于”的强调。虽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但同时指出其中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了“变化”,需要进一步“准确判断”。

大家知道,文革结束我们党的政治生活转为正常后,都是每逢五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会的。到了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了,这次是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讲不讲呢?还是讲的。虽然总结论未变,但“大有作为”的形容词不用了,说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深刻复杂”的:在肯定“前景十分光明”的同时,也并不讳言“挑战也十分严峻”。

2018年,随着特朗普上年初入主白宫,中美贸易战开打,紧接着科技战跟进,一时间剑拔弩张、狼烟滚滚。去年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和今年中的大阪G20峰会,虽然借由中美首脑的亲自出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转机和缓和,但特朗普言而无信,很快又把”极限施压”的戏码重演了一遍。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美国朝野和两党,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我的围堵打压和全面遏制之势已然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期,是否还能称之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好像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此,距今最近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怎么理解和把握?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撰文进行了详尽解读。大家可以到网上找来看看。其中所有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肯定性观点,都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加以支撑。

不过在我来看,本世纪初十六大那时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确定的。这一命题的叫响,给人的印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大路朝天,只要一心一意往前奔就是了。但看看现在的形势,那是相当的严峻复杂,相当的“不确定”。我们总是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同时也开始讲“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了。所谓机遇期,从来就不是什么“天下掉下来的馅饼”,“擎等着”我们去坐享其成。是危是机,是祸是福,客观的外在条件都明摆在那儿,就看我们自己的应对是“有方” 还是“无方”了。

记得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华社曾有记者来专访我,话题就是如何看待“重要战略机遇期”,据悉题目就是作为十八大报告起草组长的习近平同志“钦点”的。对此我尽管也说了社会上的“三个留不住(钱、人、心)”,“知行脱节、心口不一”等等的问题,但依然认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的研判。

我的原话是:“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正确选择和坚定践行。方向看准了,路子选对了,锲而不舍地干下去,战略机遇期就是你的。但你如果犹豫动摇,甚至是畏缩倒退,那战略机遇期就丧失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从来就不是摆在那儿现成的。我的看法,就是种种可能都有,最终看我们自身的选择和努力。”

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国内外风云变幻,我们是无法事先全盘预知并能超前锁定和固化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困难不困难?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内外交困”。外部的遏制是“乌云压城”,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下一步肯定要打金融战和信息战。为什么中国不希望打、美国一定要打呢?因为这里有个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这一命题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最后多数以兵戎相见的战争告终。

当代的战争和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和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大炮,形态上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最有可能的是大规模的信息战。好比说,美国要把俄罗斯的电网全部搞瘫痪,要让大陆打台湾的导弹全都偏航……人类社会已经大半个身子跨入了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信息战的制高点,谁就是“老大”。特朗普撕破老脸要以唯一超级大国的举国之力,来打压像华为这样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道理也就在这里。

内部则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譬如全社会的负债率超过了250%,金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还在增加。发展方式的转型远未到位,许多低效率甚至是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源,但调整起来十分艰难。全社会创业创新创富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营商环境的改善还任重而道远。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不合理规制的羁绊,还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举重若轻的胆略。

最近周其仁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讲话,社会上反响很大,叫作”突围记”。对于中国面临的形势,他用非常通俗的“被围住了”的大白话加以描述。看似稀松平常的说法,我倒觉得极为精准、大有深意。老话说,人万勿“为声名所累”,其实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道理也是相通的。周老师在文中不止一处,分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盛名对于国人的负累。以至于全文已然收尾,最后还不忘点醒这一点:“我观察中国经济,观察我们国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心理上的特点,就是形势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较好,甚至是形势越差,表现越好,我们的国歌就是这么唱的。中华民族到了不行的时候,它就行了。遗憾的是,如果形势一转好,我们的表现常常就变差了,忘乎所以,自我得意,胡闹,未富先奢。”所以他不禁感叹:“什么时候形势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比较好,那就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的一天。”

“当其得意,忘其形骸”的小人得志,我们恐怕并非没有,这是主观上的问题。但客观因素确实也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一是因为“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您的总量“世界老二”了,在科技和军事上也雄心勃勃,想占据一席之地。基于此,您大约也不甘心过去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旧格局和旧秩序,心里自然而然地就会滋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来。人家看您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更将您视为“异己”甚至是“敌对”的力量,定要进行“先下手为强”的围堵和打压。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以“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社会较量”的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据悉该计划尚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作为大国,多年来的发展速度居全球第一。按这个架势干下去,扳倒老美当个“世界老大”,似乎也不过是“假以时日”的问题。更何况我们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没有人家那种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民主”那么麻烦,效率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便成为“厉害了,我的国!” 

殊不知,恰恰是因为这两点,人家开始提防你了,团团把你围住,不能再让你就势做大。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点“迷了(当事者迷)”、“端了(端架子)”,以为真的就是膘肥体壮、百病勿侵,因而也会变得讳疾忌医起来。前者是外部力量“围住”了你,后者则是自己钻进了“围城”,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给“围住”了。

这“双重包围”不打紧,反过来说,倒是不知不觉就把整个中国的发展,带入了一个“突围期”。把“突围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联系起来看,我认为周老师的这一叫法,正是他作为大家的神来之笔,也足见其高瞻远瞩的格局了得。“包围圈”冲出去了,你的国运就是“螺旋式上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若突围不了,那就不好说了,必定是或快或慢地落入各色陷阱:经济上或可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或可称为“塔西佗陷阱”;而在大国关系上,则是“修昔底德陷阱”了。

如何突围?周老师的战略思路有三:一是改革突围,二是开放突围,三是创新突围。我以为这是切中了要害,指明了方向。

首先是改革突围。对于中国的改革,得说两句话:一句是方向对头,成效明显,举世公认,无可抹煞。但另一句呢,则是行至中途,已涉深水,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方向对头”是说我们摒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因而调动了亿万民众创新、创业、创富的内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无可否认的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国进民退的沉渣泛起,全能政府的幽灵不散,便是明证。至于去年一时汹汹的民营经济“退场论”,直搅得周天寒彻,人心惶惶,更说明改革的倒退也不是不会发生。

其次是开放突围。特朗普要和中国人打贸易战,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周老师盛赞中央对当下中美贸易摩擦的理性态度:不是简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搞单边,我更封闭。而是你搞壁垒,我更开放;你反对全球化,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以邻为壑,打打杀杀,我高举互利共赢、务实合作的大旗。按照邓公的说法,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就有交流,交流就有互鉴,互鉴就有学习,学习就有进步。邓公“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见《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最后是创新突围。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起飞和赶超发展,说到底主要还是靠低成本优势。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优势尽管还有,但已日益退化,加之体制成本等则更快地增加。按照周老师的分析,竞争力一在低成本优势,二在独特性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廉(价),人廉我优(质),人优我新”——说到底,还是要靠生生不息的创新,来切实造就你的独特性优势。中国人模仿得不错,但毕竟不是原创,也有违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惯例,是上不了大台面,也是没有制胜点可言的。像华为那样坚持高研发投入,且的确在原创及核心技术方面硕果累累的企业,在中国又是何其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中国不在量的扩张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转入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质的提高发展轨道,中国的经济的 “一骑绝尘”,说得难听一点只能是昙花一现,绝无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

自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爆发,温家宝总理就在2009年两会的答记者问时说道,“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可我在学习了他的讲话以后,却认为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修正”——只加一个“第”字:“今年是最困难的第一年”。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最困难的一年”每年都这么说,但似乎每年又都这样波澜不惊地过来了。

直到去年,我觉出这个话的份量来了:2018年可非比寻常!这一年的挑战:一是内外挑战“双碰头”,二是伤到了信心预期和内生动力,三是一般的说法已很难加以改变,除非出现达成共识的实质性突破。否则的话,压力会愈来愈大。我也相信,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一年将是带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关键一年。因此我在一篇题为“清醒、坚定、有作为”的短文中,也谈了一些我就应对挑战、突破重围的对策思路。

一是无论国际如何风云变幻和“不确定”,首先我们“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如果仅仅是局限于单纯的贸易领域,说句老实话,那倒真不是什么“捅破了天”的大事或难事。问题暴露在贸易领域,但根子却在两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之争,在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战略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长期摩擦乃至于“严重对立”,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尖锐、这么根本呢?其实我们的思想准备,也还是不足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同比增速是6.3%。这个增幅在全世界排第几?在所有大的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排世界老二。美国今年上半年是多少?是增长2.5%。其中一季度是3.1%,二季度是2.1%,我们的增速比它还是要快多了。但这些年下来,我国的运行一直是一个缓慢下滑的趋势,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有的专家已经在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在5%~6%之间,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上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我们需要关注,但我还是更愿意跟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私下做一些交流。我们的经济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反过来讲也是一个道理——你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最准确的。

当然,把形势看得严峻一些,不是惊惶失措、六神无主,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头脑搞得清醒一点。现在这点困难,和新中国刚刚成立,马上就在朝鲜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战一场相比;和大跃进失败,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肚子相比;甚至和八九风波之后,西方国家联手对我们实行制裁相比,其实还真算不上什么。那时候的困难,可比今天我们遇到的大多了。但只要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后还不是一步步地走出来了吗?

二是“自己的事情”千头万绪,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改革去稳预期,强信心。稳经济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人心浮动、社会动荡,肯定是不行的。但依我来看,只要现行宏观调控和供给侧结构性政策保持基本稳定,我国经济目前并无“硬着陆”之虞。值得担心的,倒是市场主体的信心预期和内生动力的“塌方”和“崩盘”。因为说到底,经济还是人参与的活动,而人是有思想、有预期的,人的行动又是由思想和预期去支配的。如果人们对未来的走向和前景感到迷茫和困惑,信心和预期出了问题,那传导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将像是发生了瘟疫一样,会造成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

譬如八九风波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之路还要不要走下去,一度大家是有点迷茫的。结果小平同志是怎么选择的?1992年他已经退休了,在家颐养天年了。按照他个人的想法,他是要担当起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历史使命、以身作则“全退”的。以他的内心,他也不愿意再来就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说三道四。但是到了这样一个很有可能国家就要走回头路的历史关头,他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完了全程,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重要谈话”,拨正了中国这艘航船的前进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谁不改革谁下台”,“三个有利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些话说得是多么好啊,今天拿来看也都是真知灼见,更准确地说是远见卓识!

再譬如去年曾经出现的围绕着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一场“舆论场风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从年初的“消灭私有制”到“新公私合营论”,从“离场论”到加强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控制论”,一时间奇谈怪论多多,“搅得周天寒彻”。这些言论,完全无视党的一贯立场和政策精神,彻底抹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招摇过市、甚嚣尘上。以至于在短短50来天时间里,总书记五次发声,才给全社会吃了定心丸,树立了“定海神针”,这又岂非咄咄怪事!

有鉴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这些论述都很好地贯彻了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关于民营经济“长期坚持”、“内在要素”和“自己人”的讲话精神,也回应了社会上对“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热切期盼。

三是市场化的改革,要拿出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实质性突破去稳定预期、增强信心。还记得刘鹤副总理说的那句话吗?“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什么意思?那就是改革不能坐而论道,不能花拳绣腿,而是要拿真章、动真格的!遥想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来路,党中央是怎么做到振臂一挥、应者云集、天下归心的?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大家摆脱贫穷、实现温饱的朴素愿望,支持普通的劳动者和基层的干部,大胆地冒,大胆地闯。大包干出来了,国企承包制也出来了;个体户出来了,民营企业家也出来了——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那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什么万马齐喑的“两个凡是”,什么抱残守缺的僵化体制,都可以破,都可以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40年前,我们要解决的是加快发展,实现人均GDP800美金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温饱首先是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几亿农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小康之后的现代化,则是要进一步调动脑力劳动者,特别是几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尽管如此,当年留给我们的从产权和分配制度改革入手的经验,并没有背气过时:无非是一个国家、集体(单位、机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关系,无非是一个“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体制机制,关键就是看您能不能去落实,敢不敢去突破了!

前面讲的是就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思路而言的。对于在座的各位浙商企业家,大家要记住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只有国家确立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会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我曾在一个浙商参加的闭门会上用了一个词,叫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的是树上的鸟巢如果让人打翻在地,窝里的鸟蛋就会被统统摔碎,更无可能再把小鸟给孵化出来。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变了,那在这个舞台上出演的民营企业也会慢慢退场。大家都说“大包干”是一场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就是一块大蛋糕,国家集体个人三块怎么分,三者利益怎么兼顾?计划经济讲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像人民公社那样的“一大二公”最好。但如果是搞市场经济,那就对不起了,得反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想想看大江大河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小溪小河、涓涓细流,最后曲曲弯弯,才汇合成为长江黄河,才流奔到浩瀚海洋。自然界是这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同样道理。

作为企业经营来说,除了守法合规、诚信敬业以外,要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专注市场、聚焦主业。办企业说到底是要听取市场的信号,迎合市场的呼唤,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能提供出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就不愁没有好的出路。还有一个,很多包括很大的民企的衰落和垮台,都和一度盲目扩张、战线过长,最后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有关。所以办企业还要注意把握好负债率,特别是在经济大环境偏紧、投融资风险偏大的时候,始终坚持稳健经营的方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还要向任正非的忧患意识学习。他搞电子信息产业,也算是头部和高端产业了。他早早地就意识到了,中美最后必有一搏。让中国在这个领域占了先、逞了强,无异于是刨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祖坟”,那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所以他在十多年前,就会有海思芯片的备胎计划,就会有鸿蒙操作系统的备胎计划。如果华为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下手,只争朝夕地研发,那今天早就被“灭了”。华为被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大家用脚指头都会想得明白。

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往往会有更多的“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机遇。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一个道理。但再小的机遇,也不会凭空到手。大家记住了: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审时度势、顺势应时,清醒、坚定、有作为的人们!

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话题,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作者:佚名编辑:zhan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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