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虽是传统翰林出身，却颇懂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他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长期稳居旧中国出版行业的龙头老大，证明了科学管理对于现代企业的极端重要性。

张元济的公司治理经验

◎张学继

从1901年入股商务印书馆，成为大股东开始，张元济先后担任该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会主席、董事长等要职，至1954年为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与核心人物。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居旧中国出版行业的龙头老大，与张元济的苦心经营及公司治理智慧是分不开的。

弃政从商的先驱

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10月25日（清朝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广州。7岁入私塾读书。14岁随母亲从广州返回祖籍浙江海盐定居。18岁考中秀才。23岁考中举人。26岁考中壬辰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6月，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翰林院散馆，张元济被分发到刑部贵州司任六品衔主事。1895年8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作为晚清官场上中下级京官，张元济先后与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8人发起成立健社，“约为有用之学”，并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王仪通呈请设立西学堂（次年改名为通艺学堂），极力于学习西方现代新知识，显示其开明进取的一面。

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后，因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张元济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于6月16日同一天受到光绪皇帝的单独召见，君臣就变法问题当面交换意见。

9月5日，张元济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提出变法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其五条总纲分别是：（1）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2）融满汉之见；（3）通上下之情；（4）定用人之格；（5）善理财之策。

9月18日，张元济第二次向光绪皇帝上奏折，就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一事，建议明降谕旨，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

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官僚发动政变，将力主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幽禁于中南海赢台，维新派受到残酷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于28日喋血京师菜市口。张元济也因参与维新变法，于，10月18日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0月下旬，仕途受挫的张元济不得不携带家属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1899年 4月，应聘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东西各国新书。1900年春，参与“东南互保”的幕后策划。1901年春，代理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是年，应夏瑞芳之邀，入股商务印书馆，成为大股东之一。1902年春，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1904年6月，继蔡元培之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1906年1月，清廷学部奏请将张元济开复原官，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后由外务部奏调为储才馆提调。12月，张元济入京供职，因对腐败的清朝官场感到绝望，于次年1月即弃官南返。之后，张元济辞官南下后，他的恩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几次三番邀请他重返北京官场，张元济坚决拒绝了恩师的番好意，决计不再入官场，终生以出版为业。

公司治理的高手

1906年5月10日，张元济首次当选为商务印书馆董事，自此连任商务印书馆董事至1954年。期间，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1924年4月27日，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后，被推举为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后改称为董事长，一直连任至1954年，长达28年。

张元济虽然是传统的进士、翰林出身，没有系统接受过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专业教育与培训，但作为一位善于接受新知识新学问的开明知识分子，他在漫长的企业管理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企业管理的制度，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

第一、在用人问题上，主张退无用之旧人，而进有用之新人。

1918年初，商务印书馆发生职员贪污公司公款案后，张元济认为公司老出纳张桂华虽然道德品质很高，但业务水平与才干均显不足。张元济主张招公司老职工徐珂之子徐新六（留学英国博士）进馆协助张桂华并兼公司会计。并一再推荐当时声望极高的丁文江博士进馆工作。从《张元济日记》中可以看出，张元济想聘请的人才还有余日章、张君劢、汪精卫、胡适、蒋百里等一大批鼎鼎大名的人。开始时，因为馆内保守派的阻挠，张元济的主张难以得到贯彻。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商务原来的老编译人员知识结构明显已经过时，用新人已经是大势所趋。特别是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后，改组编译所，“许多资格最老的编辑被淘汰”，改由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担任各部部长。到1925年10月，编译所9个部的部长，有7位是新人。留下来的两位旧人，邝富灼不久也被辞退，杜亚泉则于1932年初被解雇。蒋梦麟、郭秉文、范寿康、何炳松、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朱经农、谢冠生、杨端六、周览等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进入商务，成为主角，从而使商务印书馆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

第二、对公司人员实行严格管理。

作为旧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总馆、分馆数十个，遍及全国，全盛时期职工达4000余人，总经理、经理要管住他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因此，公司职员渎职、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甚至吃里扒外的行为时有发生。张元济对公司职员渎职、营私舞弊、假公济私、吃里扒外的行为极端痛恨，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坚决主张严厉处理，决不计较私人情面。

据《张元济日记》载，1917年元月，商务香港分馆管账人侯某卷走3000元；同年2月，安徽分馆账房褚某亏空4000元后逃之夭夭。对此类亏空公款、卷逃之事，张元济主张诉之法庭，宁可追不回损失，也不以民事调解。

1918年，商务武昌分馆的彭梦久亏空1200元，公司发现后，张元济主张立即“斥退”，并将其送上刑事法庭，彭某被判3年徒刑。在上诉期限内，彭某母亲及妻子等哀求彭的老师、苏州总商会商事公断处处长宋度出面说情。宋度受托后，持湖州帮商业巨头、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沈联芳的名片，于1918年8月27日专程到北京（张元济当时出差在北京）找张元济说情，宋度提出，由沈联芳担保、宋度本人出资填补彭的亏空，希望商务出一个声明，彭某“自己悔过，欠款有人担任。如法庭允为减刑，则宋即将欠款交一半，再请公司请缓执行，伊即全交云云。”张元济当即答复道：“公司用人太多，实有为难之处。以礼交论，本甚为之惋惜。但固不能做主，须俟翰翁回来，亦须报告董事大家讨论。”坚决不予通融。

厦门分馆账房王耕山（也写作王耕三）欠款1286.942元，据王自称是因为手臂折断，这笔钱用于治疗手臂去了。公司发现后，张元济立即与高凤池商议处置办法。张元济认为，王某情节可恨，应提起民事诉讼。起诉之后，如有人保出，可以酌量通融。但高凤池认为未必能了断。张元济又说：此等人，到此田地，固属可怜，然平日不知谨慎，以致于此。如果要起诉，必须函告律师，从速布置，否则王某必然一逃了事。1918年10月4日，高、张首先商定将王耕山“斥退”。1918年11月4日，王耕三归还公司300元。张元济“令将优待股售去，将转股单交来。”次日，陈培初告张元济，王耕三不愿售去他持有的公司优待股，张元济说：“须强之”。最后终于将王耕三的优待股强行出售以抵充欠款了事。

1918年1月22日，鲁云奇贪污案发。鲁系商务印书馆下属的中国和记图书公司经理，商务印书馆首任总经理夏瑞芳的亲戚。鲁云奇在外私设进出口洋行，亏空公司欠款7000余元，后于1月21日交还1500元，尚亏欠6102元；同时鲁云奇还私印《中国黑幕大观》，由海左书局代为售书。1918年1月间事发后，有人主张照顾夏瑞芳的面子，主张不公开揭破，让鲁云奇自行弥补亏空了事，大事化小。张元济坚决不同意，主张对鲁云奇提起刑事诉讼。鲁云奇见事不妙，于1918年1月30日晨亲到张元济寓所，恳求宽以期限。张答以甚难。夏瑞芳夫人听说公司要起诉鲁云奇，也忙赶到丁榕律师处为鲁云奇说情，并对公司处置办法大不以为然。之后，鲁云奇又偕其本姓叔祖庄纶叔、桂清求见高凤池说情。商务最后还是提起了刑事诉讼，鲁云奇于2月初被逮。张元济还托人转告夏瑞芳夫人：“伊向丁榕处讨情，余未能允，此系顾全公司，即为粹翁帮忙。”不过，张元济最后也做了一点让步，于2月7日告诉丁榕律师，鲁云奇案由刑事诉讼改为民事诉讼，追索欠债。2月8日，夏瑞芳夫人直接找张元济为鲁云奇说情。张元济与李拔可均主张，不交清亏空款，决不通融。鲁云奇及其亲属设法于当天将亏空款6000余元全部交清，张元济这才函告丁榕律师设法撤诉。

1918年2月初，发现九江分馆负责人胡秀生亏空1300余元，张元济立即批示：“即行起诉”。在商务提起诉讼前，胡秀生设法还款1000元，余款要求展限。张元济令其出具期票，限18日还清，商务这才撤回诉讼。

陆兰兹是张元济是总角之交，他私抄名簿给中国图书公司，泄露了商务的商业秘密。张元济发觉后，立即将其斥退。

第三、坚持用贤不用亲。

商务印书馆创始时期的老员工之间大都存在着裙带关系，或者同乡、同学关系。如创始人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是郎舅，鲍咸昌与鲍庆林、鲍庆甲是父子；此外如包文德、包文信；许笃斋、许善斋；郁厚培、郁厚坤；庄俞、庄适；杜亚泉、杜就田、杜其堡等，甚至有一家五人同在商务工作的情况。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后，一直主张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进入公司。张元济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公司同人关系较重者，均在公司有年，薄有储积。其子弟席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第二，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没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之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知，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之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公平，而公司受其害矣。“以此两故，为爱惜公司计，父兄在公司任职者，鄙意勿轻用其子弟。宁使其在外办事，多受磨练，俟其阅历既深，能知甘苦，办事确有经验，确有能力，确能立定脚跟，再由公司延聘，彼时宁可特出重薪。以其与公司有密切关系，且又为实能办事之人，他人亦不能援例，则于胜仗之道亦无碍也。”

但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上，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张元济要想改变它，确实是阻力重重。商务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鲍咸昌有意调其子鲍庆林担任印刷所副所长，张元济认为不妥，找鲍咸昌谈话，不料鲍氏“词色愤懑，甚不谓然”。把张元济搞得很尴尬。随后，商务首席会计王莲溪也找到张元济，称鲍某的儿子可以进公司，我的儿子也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张元济当即驳斥说：人人都有儿子，如果都要进公司，那成什么话？次日，张元济给鲍咸昌写了一封信，痛陈利害。

尽管主张一时难以实行，但张元济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打破世俗陋习。

张树源是张元济大哥元煦的独子，元煦去世早，张元济视如己出，一手将侄子抚养成人，并送他到美国留学，叔侄感情甚好。张树源从美国留学归来，张元济没有让他进公司。张树源中文底子不行，屡次被单位辞退。张元济虽然通过各种可能的关系为侄子找工作，但从没有提到要侄子进商务印书馆。

1932年，张的独子张树年从美国纽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归国，张树年的同学都认为，凭他父亲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他进商务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张树年回到家后与父亲就工作问题作了一次详谈。张树年首先向父亲表示：第一，不愿进政界，因为在政府机关任事，全靠人事关系。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职业不稳定。第二，不愿进洋商企业，因为在美国留学时看到美国人歧视华人的种种现象，不愿在本国国土上为洋老板效劳。张元济同意儿子的主张，但马上表态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为避免儿子的误解，张元济耐心对儿子解释说：你进商务有三不利：第一对你自己不利。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之后必然有人，甚至有一帮人会吹捧你，那就会使你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第二，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我将处处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第三，对公司不利。这将开一个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最后，张元济对儿子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张元济还对公司高层强调说：“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颇具现代经营之道的企业家

应当指出，张元济虽是传统翰林出身，却颇懂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

同样是企业家出身的刘厚生曾对张元济与张謇（字季直）这两位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实业家做过一番比较研究。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张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张謇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南通办大生纱厂起，陆续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厂、南通大学等一系列企业。到1921年，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有三四千万元。张謇经营的企业规模虽然超过了张元济等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但张謇的企业好景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宣布破产。

张謇经营的企业破产，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对企业实行封建家族式的经营管理，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问题。

刘厚生说：“季直先生……惜乎封建思想过于浓厚，彼手创之公司不免希望子孙能掌实权，大生纺织公司成立不久即引用其兄为助，儿子孝若方在青年求学时期，不令其入大学习专科，而听其参预公司及地方事务，所谓‘揠苗助长’，匪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孝若幼年天资颖异，涉笔成章，假定季直先生无急切速成之意，令彼多受高等教育及当世通才之熏陶，其成就未可限量。惜乎不逮成熟，遽令出而问世，以致受人利用，未及中年，偶遭挫折，遂不一蹶不振之感，殊可叹也。”

刘厚生从张謇的失败教训中，联想到了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长盛不衰的成功经验。他说：“因此我联想张菊生之于商务印书馆，叶揆初之于浙江兴业（银行），其局面不及南通（指张謇——引者注）而能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张謇的失败，与张元济的成功，证明了科学管理对于现代企业的极端重要性。（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