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上，中国商帮峰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商业联合会总顾问边鸣涛和中国未来研究院研究员、晋中市经济管理促进中心主任、晋商研究专家范浩里做了专题演讲。他们在演讲中认为，将晋商“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本源价值，移植到当代企业管理体制型构与运行机制驱动的实践中，能够攻克当代企业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使当代企业的资本化、制度化生存环境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和创新。

为当代企业变革转型输出优秀的制度文化资源

——浅论晋商文化应用研究的现实意义

边鸣涛  范浩里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曾经为中华商业文明的进步、进化和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历史上的晋商，曾以士魂商才的“大器局”，创造了“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及“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也曾在兵燹战乱和社会制度变革中经历了落寞、衰败、终结、断代的一百年整体沉寂！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以山西为背景，以商贸为中心，以本土商帮集群独有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人才开发范式为载体，由南而北、依次推进、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特文化形态。晋商的经商理念、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经营方式、管理手段以及在簿记、珠算、密押、水印等技术方法与器物文化层面，也都形成了一整套规则伦理和制度逻辑。这种本质意义上的“晋商文化”，曾以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各行各业的主流地位。由此而带来一系列文化现象：人本文化、共创文化、兼容文化、信义文化（关公文化）以及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育才文化、收藏文化等。从而构成这一区域的“历史典型性、资源多样性、遗存传承性”。

发端于山西晋中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正是站在百年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人”的独特视角对晋商现象、晋商文化的一种全新研究。其主攻方向是把发掘传统晋商文化大义与开拓当代企业变革思维结合起来，通过山西商帮治理模式与晋商制度文化传承基因的深入研究，揭示其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的基本规律与运行机理。并通过对晋商优秀制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将晋商“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本源价值，移植到当代企业管理体制型构与运行机制驱动的实践中。攻克当代企业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使当代企业的资本化、制度化生存环境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和创新。为此，我们从三方面作了些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与商界同仁。

一、中国近代企业产权制度设计刍型，源于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商帮治理模式。

在晋商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的历史传承中，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和传承，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晋商以“银股制”与“身股制”兼容配套为标志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初创于山西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变革实践。是山西商帮在吸纳宋、元时期“朋合制”管理元素基础上开创的一种“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管理模式。从老板激励掌柜拟定的“经营秘诀”到显性的企业产权制度设计，先后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清嘉庆年间，平遥财东李大全在达蒲村创办了自产自销、产销兼营的手工业作坊——西裕成颜料庄。随着市场的开拓和交易的扩大，西裕成把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又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扎庄，创立了产品幅射京津地区的北京西裕成颜料行。此时，正值晋商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山西商人在京师的工商业中，占据着绝对优势，把持和垄断了许多行业。咸丰年间京城当铺159家，其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109家。仅山西商人在京修建的十二行商人会馆就有60多处。正如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所言：“京师大贾多晋人”。慧眼识机的西裕成掌柜雷履泰，从各商号年终结账镖局运送现银的困难中瞅准商机，先在北京西裕成试水银两拨兑，再从颜料行兼营京晋两地银两汇兑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他经过缜密的市场调研后，向财东李大全提出西裕成颜料行全面转型并以票号经营的方式专营金融汇兑业的建议。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根据财东李大全出银30万两的资本规模，设计了“日昇昌”票号初创时的资本组织形式——为出资者设置“银股”，为出力者设置“身股”（民间称顶身股）。李大全作为资本出资人，输出白银30万两，每万两为一俸股权；雷履泰作为职业经理人和伙友及分庄经理等劳动者不出银两，却以其才能、智慧和业绩实现能力，享有与银股同权同利的30俸股权。这种原始的企业产权制度设计，把日昇昌票号的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放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以同股同权方式各享50%的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所不同的是“银股”可继承、可转让，而身股则不具有继承和转让的权利。

从中国第一个票号“日昇昌”1823年创立，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1940年改组为银号，在长达117年的历史长河中，晋帮43家票号总部，几乎都效法日昇昌的“银股制”与“身股制”，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各票号银股与身股比例初建时各不相同，一般银股多于身股；随着业务的拓展，身股比例则逐步多于银股。如大德通票号1889年时银股20俸，从业人员只有23人持有身股9.7俸，身股为银股的48.5%；而到1908年时银股未增而享有身股的人员则从23人增至57人，顶身股增至23.95俸，为银股的119.75%。时年账期分红74.288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每股平均分红1.7万两白银。身股持有者比银股持有者多分白银6.288万两。由此可见，晋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其“劳资共创”的产权制度设计，不仅成为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主要体制支撑，而且顺应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市场需要，开创了近代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的制度保障。劳资一体、和谐共创的制度文化引领，让晋帮43家票号在国内外126个城市展市扎庄566处；金融汇兑网络与分布在商埠码头的560多个山西商人会馆协调配套，并与万千过载店、批发商互为依托。他们之间上下联动、前后呼应、左右咬合、协调共进，在中华大地上汇聚成一个气势磅礴、实力超群的“晋商军团”，打造了晋商垄断中国近代金融汇兑业长达一个世纪的商业神话。在清政府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缺失的经济背景下，晋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执金融与内外贸之牛耳，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革和金融体制创新。发生在200年前的这一制度文化资源整合与创新的经典实践，彰显了晋商先贤们清晰的制度本位理念和朴素的产权经济思想，这对身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当代企业的变革转型，仍具有学习和借鉴的现实意义。

二、晋商制度文化的本源价值，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和谐共创与激励兼容。

在晋商制度文化中，“身股制”是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和市场约束的前提下，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职业经理人员及伙友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它的制度激励功能综合体现在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和人才管理范式的运行之中：

一是以“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开创了全新的资本组织形式，成为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它的本源价值在于把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整合在既定的产权框架内，削平财产悬殊，共享平等权利；通过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型构方法强调“劳合”与“资合”的“合力向量”与企业的“共同体”建设，把劳、资主体的物质利益绑定在同一个治理平台上，并将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从而达到“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诉求和“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管理效果。

二是以“专营”与“兼营”相依相济的经营谋略，开创了全新的商业运营模式，成为晋商物质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基本特征。它的本源价值在于把“劳资一体、两权分离、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资本组织形态，按照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具体的规模业态和运行方式；通过产业链构筑的梯度推进和有序竞争，把企业打造成产业适度多元、产权无缝连接、经营专业连锁、区域集群发展的“商业帝国”。清中叶进入鼎盛发展的太谷曹家“砺金德”控股集团，多元经营横跨十三个产业、国内外布局商号640多个商号，拥有从业人员3.7万人。雄起于中、蒙、俄黄金商道的国际商团“大盛魁”，资本总量规模达3000万两白银，长途国际贩运的驼帮拥有骆驼1.6万峰。这些都是晋商为中华商业文明进步、进化和提升，所提供的产业经济实践与物质文化佐证。

三是以“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行权制度，开创了全新的职业授权方式，成为晋商责任文化引领的一种权力运行机制。它的本源价值在于把分权式商帮治理思维，运用到股东、掌柜、员工之间的职业权利划分、授予、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之中；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创立、健全和逐步完善，规范了晋商企业的权利运行关系，搭建了“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和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商帮治理框架，使晋商制度文化的精神价值传导，随着产业驱动的机制规律和运行方向，逐步演变成一种以家国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己任的精神动力与物质文化管理体系。晋商以这种权利行使关系形成的治理结构，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

四是以“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人本制度设计，开创了全新的人才开发范式，成为晋商制度文化建设与人文思想传承的动力之源。它的本源价值在于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链接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举乡避亲的员工录用制度、严苛刚正的组织约束制度和长效厚益的绩效激励制度，不仅对员工行为和利益有了长效化的激励机制，而且对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也设定了一种制度化分配的约束机制。

从晋商制度文化研究的诉求与表达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代财雄德通天下、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利通天下的商业成就，殊为可贵的是遮隐在商业成就背后的“核心竞争力”培养；而这种“力”，恰恰就是“劳动”与“资本”通过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向量合力”！进而转化成“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公共观念、责任心和人格化产权。晋商“银股”与“身股”有机匹配的资本组织形式，不仅能做到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而且能保证企业短期效率与长期利益的一致性，维护劳动与资本激励兼容的一体性。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把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和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紧密地咬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这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上堪称“经典”！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的“人力资本股权制”的显性制度提早出现了150年！晋商“两权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比全球最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回望历史、鉴古知今，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这一现象，当代多数企业的产权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先贤们开创人本激励制度时的设计水准。

三、晋商文化应用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推动当代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变革与管理制度转型。

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如果从李宏龄1917年的《同舟忠告》算起，已有95年的历史。尽管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如何将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在一起，为当代晋商的转型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实践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揭示了晋商“劳资一体、和谐共创”的本源价值，突破了实务操作中古为今用的瓶颈制约，建立了以《三维（PEC）战略管理》为载体的“劳资共创”应用管理体系。由晋中市经济管理促进中心主创的这一管理模型和应用体系，其内涵脱胎于晋商“银股”与“身股”兼容和合的体制设计思想，并吸纳了本土120多个企业资本化、社会化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实战思维，以产权制度（资本）、工程经济（成本）、企业文化（人本）循环贯通、集成发展的方式，推动企业“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等三个基础治理领域的变革与创新。被企业称之为“三本管理”的这一管理模型，将晋商“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基因，直接移植在当代企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中。把晋商数百年前孕育的产权制度设计思想，转化为当代企业的“货币资本股份制”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本股权制”激励机制。让新时期劳动与资本的和谐共创，成为当代企业全部社会经济关系运转的“轴心”。

“资本股份制”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源的借鉴和利用；传统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资源的探索和实践。这两种制度资源又都以“静态”所有制实现形式为载体，分别表现为“私有制”、“公有制”或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国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已经证明，这些所有制实现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很多缺失与弊端；而晋商开创的以“劳合”与“资合”为特征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和人才开发范式，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所有制实现形式。四个制度层次的整体性、子级性和序贯性运行方式，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始终贯穿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主线，把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宗旨，构建了一种以资本“静态”配置与要素“动态”组合的制度运行模式。它的核心是通过“人力资本股权制”的要素动态组合，与“货币资本股份制”的资本静态配置，实现相向交流、融会贯通，并创造一种与“私有制”、“公有制”和“国有制”都不同的“共有制”模式。旨在充分体现劳动者作为要素资源主体、载体及权益所有者的人格地位和社会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多年，晋商纵横天下的商业梦想，曾经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接蹱而来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动荡与变迁，让晋商不得不承受王朝依附的轰然倒塌、外国资本的强势冲击，兵燹战乱的连绵侵扰、社会转型的“政策赎买”，乃至国家法权铲除私产制的最后终结。晋商以私有资本为基础的私人财产权、企业财产权、企业家人身权利以及民间财富积累机制，被另一种制度用强力的方式嘎然中止。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一段不忍卒读的曲折——晋商之殇！在这难以抗拒的时局更迭与历史演变中，晋商显赫的商业地位一落千丈，辐射国内外的商业网络土崩瓦解。晋商不仅丧失了金融资本持续运营的社会环境，而且贻误了产业转型并向民族工业过渡的历史契机；而晋商制度文化的历史湮灭，正是伴随着晋商的衰落、终结和断代而难以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

有鉴于商业文明断裂与制度文化断代，当代山西的各类企业与前辈晋帮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他们中多数企业是在晋商终结、断代后产生的经济体，骨子里仍然吸附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残留”；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民营企业，多数也是从“业主制”而来，传统的“皇权”思想和“家天下”的文化习性也还比较突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由于多数还不是靠市场契约所维系的公司，企业领域大量的资源由于缺乏 “市场合约”的硬约束而处在某种控制方式之下的“公共领域”。从而在制度稀缺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刺激了国企由“内部人”控制而形成的公共职权私人化倾向；部分民企建制后不规范操作的直接后果，则导致了变相的“家族专政”和严重的“制度缺失”。这就加剧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畸形和扭曲。许多企业即使套用了公司制企业的“外壳”，也未能在内部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名义股东”、“全能老板”、“悬空产权”、“空壳集团”等问题以及资本约束的人为解构、人本激励的体制阻碍，让企业的制度设计不敢面对实际；而政府的行政辖制政策又往往游离于市场逻辑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当代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和管理制度转型，必然会面临专制思维与民主思维激烈碰撞，道德正义与法治正义的无形摩擦，制度本位与权力本位的顽强博弈；而对于这样一个痛苦的“涅槃”过程，多数企业尚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与缜密的制度准备。

随着《三维（PEC）战略管理模型》和劳资共创体制在更多企业的应用，“人力资本股权制”的复兴，已成为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必然趋势。在体制与机制改革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跳出非公即私、非白即黑的思维定势，探索以“共有制”为标志的新型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绕不开的一种制度逻辑。晋商文化应用研究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抓住这个切入点，把弘扬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和激发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起来，为当代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与管理制度的转型，输出优秀的制度文化资源；让当代企业真正围绕劳动与资本的“运转轴心”，建立起以“财产责任”为核心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以“责任主体”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那些资本扩张快、产业规模大且又突不破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的民营企业，要敢于和善于在领导体制上解决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制度安排问题；从运行机制上解决好从集权走向分权的能力修炼问题；从决策方式上解决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流程再造问题；从法人治理上解决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有效制衡问题；从企业管理上解决好由职权化走向职业化的改革创新问题。使我们的传统企业能够顺应中国经济大转型的趋势，尽快建立起能够引领自己前进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全新的知识体系！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向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快速转型的历史使命！（选自边鸣涛、范浩里在2012中国商帮峰会暨杭商论坛上的演讲，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