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化生态与闽商性格

陈鸿毅  严明

 ·闽商的海洋文化背景

秦始皇同一中国，秦在今天的福建版图上设置了闽中郡，“闽”归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福建文化一向是中国主流文化不可割的一部分，但福建文化却是这一主流文化中的某种异质、某个另类。我们不能不细致到如许一些事实：

 ——与中原地区正统的黄土文化相比，闽文化是一种“另类”，闽文化在很多方面表现了中华主体文化的本质特性，但闽文化是一种相对自力、自成系统的海洋文化，它对福建经济、对于闽商气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闽史无论是文献与文物都显得太少。而在这很少的文物中，还有很多题目没弄清楚。

 ——“在海中”的闽地，在文化上一向有一种区别于内陆黄土文明的特质，这就是闽地（包括南北附近沿海地区）特有的海洋文化特性。伴水而居、雄厚的海洋资源，以其灵动与深邃，一向勾引着闽人漂泊的冲动，创造财富的冲动，也作育了闽地经济的郁勃与发展。闻名学者王鲁湘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的福建特辑中曾说过如许一段话：“假如不是稀有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羈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飘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据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海洋文化被黑格尔当作区别中西方文明的一道界限。从闽商区别于内陆文化的另类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性来看，黑格尔划定这道界限，显然并不吻合中国经济、文化历史的现实情况。

 远在4000多年前，福建昙石山文化已展现出海洋文明的特性，福建是个有着移民传统的地区，也是最早与海外发生关系的区域之一，《山海经·海内南经》有“闽在海中”一说，原文是：“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海岸线与今天大体雷同于今天，站在当时“中原人”的立场来看当时的海岸线，东瓯（今浙江南部，其中间在温州一带）与西瓯（闽故地——今福建大部），大体上也确是处在海岸线的中部。闽江口的福州市古称“冶”，然而最早称“冶”的却在浙江温州附近，这是“闽在海中”的意思。从《山海经》中“闽在海中”的描述，到东冶港、甘棠港的百舸争流，古时的福州港早已成为对内连通南北，对外招徕“番舶”的紧张港口。

 在中国各大商帮中，闽商无疑是最具“海洋文化”背景的，但这一背景并没有培育出中国在长期的农耕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真正自力的商业文化品格，闽商终究没有脱节帝王权谋的影子。

 天风海涛的生存环境，作育了闽商的漂泊冲动。他们中一部分人漂海过海，上东洋，下南洋，到异国异乡餬口打拼，移民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今天的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居民，大部分也是福建移民的后裔。所谓的“台语”根本就是个不存在的另一个“语种”，它完全就是闽南话。

 到了二十世纪，福建人的移民方向重要是美国。因为移民渠道常常是非官方的、弯曲勉强复杂的，我们好像已经无法正确地统计最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各样途径移民美国的福建人到底有多少，以至于一些福建人说，移民要年年讲、月月讲、每天讲；以至于有人说，曩昔美国的唐人街是讲潮汕话的，现在的唐人街是讲福州话的。前些年就流传过一个民间段子，说的是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打工，他刚好掉在美国的唐人街，这个外星人发现，在美国一句英语都不会根本没题目，只要会中国话就行；接头他又发现，在唐人街一句通俗话都不会也不要紧，只要会说福州话，你就会找到洗不完的盘子，端不完的中国菜。

 与内陆文化不同的是，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在互动中产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海洋意识、海洋宗教、海洋知识、海洋艺术及海洋制度等，精神层面是海洋文化真正的内核所在。假如说内陆文化是封闭性的，具有内倾的色彩，那么，海洋文化则是开放性的，具有外向的特性；假如说内陆农耕文化是稳固的，安逸的，那么，海洋文化则是迁流的，漂泊的；假如说内陆文化是求安泰的，那么，海洋文化则具有显明的冒险性子；假如说内陆文化常与自给自足的农耕色彩，那么，海洋文化则具有崇商性子。

 当然，作为“土黄色的内陆文化”的另类，福建海洋文化存在着农业社会和内陆性格对它的肯定程度的制约，存在着有限开放性和边缘从属性的题目，这正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指出的福建海洋文化的不彻底性的题目，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一不彻底性，对闽商气质有着伟大的影响与塑造力量。

 ·迁流性：移民与海洋文化

 与内陆完全从事农耕劳作的农夫性格不完全雷同的是，福建人自古热衷于移民，哪里好餬口，福建人殉国无反顾地奔向哪里，这一特征，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性格，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浩瀚的海洋这一背景，使闽人的迁流具有更浓郁的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他们的漂泊历程中潜藏着更多的凶恶，福建谚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正是这种对凶恶不定的描述，故意思的是，这句民间谚语把海洋的漂泊与马背上的游牧的共同点联系在一路的同时，也暗示了“行船”与“走马”是两种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状况。

 福建人为什么热衷于移民是个饶风趣味的题目，由于福建人的移民冲动，对于今天的福建经济发展模式、闽商的创业特色以及闽商的性格，有着深层的关系。

 闽人的迁流性格，最初缘自秦汉以来的移民传统。福建的早期历史，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迷雾，秦始皇同一中国的时候，设立了一个闽中郡，但并没有派军队入闽。闽中郡的地盘比如今的福建省大，除了今天的福建省全境，闽中郡其实还包括了浙江南部的温、台、处三州和广东的潮、梅一带，还有江西东部的铅山县等地。但有一点可以一定的是，福建自古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福建现有的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南迁。南迁入闽的汉人在带来了较先辈的陆地农业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逃避战乱开始入闽，晋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接触遂日渐频繁。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战乱频仍，中原人大批南迁，闽粤一带，人口激增。

 地理条件造成的生存困难，是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福建人不得不频频迁徙的实际的因素。对福建的地理条件，福建人有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福建境内山岭耸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皮都被大山占去，真正可耕地面积不多，人稠地狭，生存条件恶劣，人被挤到了海边上，辽阔无垠的大海就如许成了闽人的地皮。如许的地理条件，在客观上限定了福建的农业文化促使沿海居民转向大海餬口。分外是闽南和粤东北一带，由于地处山区，地皮贫瘠，“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闽人不得不向台湾和南洋移民，以追求生路。与多山这一不利于生存的条件相对的是，福建拥有绵长弯曲勉强的海岸线、浩繁的港湾岛屿，又为海洋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怙恃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惧远涉重洋，唯利是趋。据统计，仅仅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５４０万人，相称于本地人口５５％。如以泉郡计，则其海外移民相称于本地人口的８０％。近代以来，闽南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田主流社会。闽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浩繁，其数量超过本地居民，且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西方文化较早经过闽南海外商民进入闽南地区。

 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个紧张缘故原由。假如没有迁流的技术条件，就无法把迁徙的愿望和冲动变成举措。五代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远洋航行风气日甚，使得当地人漂洋过海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举动。因为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也使得闽粤地区的造船技术高人一筹，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经名扬临时，这为东渡台湾提供了需要的条件。向台湾地区移民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海的了解之上的，没有航海知识是无法到达台湾的，当然后来大批的移民则是由一些专门的船户进行。

 学者林再复老师在他的《台湾开发史》一书中，曾对历史上闽粤地区对外移民情况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人口外移的缘故原由中，经济困难占60%以上；投靠海外亲友者占20%；企图发展一番事业者约占3%左右。从中可以看出，闽粤移民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难题，其次是为了发家致富、作育事业。

 分外必要指出的是，古代闽人移民台湾或“下南洋”，每一次都是拿性命相赌的凶恶的旅程。首先，诸如风向风速、海浪潮流等天气状态，对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是不可测的；其次，木帆船如许的航海工具，与今天的航海工具根本不能等量齐观；第三个凶恶的因素是地理上的，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移民台湾的闽粤人，都要经过澎湖列岛的“黑水沟”，也就是风柜尾和虎井两个孤岛之间的海海疆，这条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福建因此流传下来“六死三留一回头”这句谚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移民葬身鱼腹，真正成功移民的不足三成。但是，这统统都没能阻挡自古以来闽人的移民冲动，这种移民冲动，作育了闽人的冒险性格。福建民间谚语“杀头生意有人做”，以及被称作“闽南国歌”的流行曲《爱拼才会赢》，都是闽商冒险性格的表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福建海洋文化的迁流性子、移民传统，与今天闽商所谓的“敢拼敢赢”即喜爱冒险的性格，有着一肪相承的内在联系。正是由海洋文化的迁流性孕育了闽商的商业冒险精神，前者是后者在文化上的培养基。

 ·冒险性：爱拼才会赢

 只要会哼几句歌的中国人，也许都会唱上几句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有人说，《爱拼才会赢》是“闽南国歌”，这说法虽然戏谑，却未必夸张，由于它用特别很是普通浅白的歌词表达了福建人尤其是福建商人的信心和性格，表达了福建商人对人生与命运的感悟、对成功与失败的理解，福建商人在失意时的情态，福建商人的豪气雄心和坚韧不拨，在这首普通的闽南语歌曲里，都得到了特别很是生动的体现。

 有人说，闽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不怕，还是能做外贸；没经验不怕，一样搞开发；没有钱也不怕，还是搞投资，选了就干，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执拗得匪夷所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爱拼的闽商使闽省经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我们认为，闽商的“不怕”，带着显明的盲目性，或许，闽商是成也爱拼，或许败也爱拼。商场也是战场，也最讲胜王败寇，而胜利者是不受训斥的，所有的失败者都总是不被包涵的。商海深广，过尽千帆的地方，谁问过水底下曾有过多少沉船？这些船为什么沉了？万木争春之时，谁问过在统一片地皮上曾枯死过多少嫩枝？这些枯枝为什么从不曾开花效果？当我们闽商的冒险性格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大多选择性地只乐意看到闽商中那些光环醒目的“成功人士”，有几小我乐意好好想想，闽商在二十多年经济大潮的起起落落中，由于“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烈士”？有谁能够算得出，曩昔和如今都层出不穷地坚信“爱拼才会赢”的渴望财富的福建人，有多少人，恰恰由于“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从一开局就注定了败局的？

 既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这顿午餐也决不会由于你“不怕”就可以白吃的。没有文化，只有“不怕”，就能够搞外贸吗？文化程度很低而搞起外贸来的，是借助于另一拔有文化的人的力量，才可能搞外贸。没有经验也是借别人的经验，才可能搞开发；没有钱，只能借钱才可能谈得上搞投资。凭借着“爱拼”的胆量和气魄，借智、借力、借钱，没有一样是不必要成本的，没有一样是不必要交“学费”的。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一个真正的商人，骨子里头都天生是个冒险家，这也是所有商人共有的基本品格，一个没有涓滴冒险精神的人，不可能成为成功的商人。假如说一个成功商人之所以走向成功，是由于他靠两条腿走路的话，那么，一条腿是他的才干，另一条腿是机遇。但可以一定的是，今天所有在事业上获得伟大成功的闽商，在他的冒险精神的另一壁，在他决定创业、在他对某一项投资作出决策的那一阶段，肯定也有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强烈体验，肯定经过不同程度的深思熟虑。如许的体验，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闽商而言，肯定都是记忆犹新的。他们的成功，是在坚信“爱拼才会赢”的同时，决不盲目从事。单单一个“不怕”，只能获得特别很是无意的、局部的成功，这股劲头，绝对成就不了一个大企业家，经商办企业，毕竟不是一起高歌“爱拼才会赢”就真的会赢的大胆者的大进军。古代闽人渡过海峡去台湾、下南洋，有个“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说法，死在海上的占大多数，“三留”指的是成功地到达目的地的只占三成，剩下一个胆小的掉头回家去了。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假如仅仅凭着一股子拼劲、闯劲，而不识别风向、潮水，死掉的要比昔时渡海的先人要多得多。只有热血沸腾，去跟人拼命是可以的，但经商是不够的。

 闽商“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的局限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冒险精神作育了一部分闽商极度的非理性意识和赌徒心态。这种赌徒心态，放在与潮商、浙商相比较的背景下，就更显明了：

 ——潮汕人经商创业的一个特点是“不熟不做”，这一理念使潮商更容易规避商业风险，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投资原则就是“不为最先”，不抢“头啖汤”，就是潮汕人“不熟不做”的表现。与此相反，闽商在投资创业上的体现为很大的盲目性和单纯的非理性冲动，对于越是本身不了解的、不认识的，他们越是常常体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他们偏离其认识的领域越远，就越容易对本身一窍不通的领域具有有增无减的满腔热情，“没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潮商的投资领域中更倾向于追逐商业、金融，所以在制造业领域成大天气的潮商不是太多；相比较而言，浙商则更执着于实业，所以浙商在举动上体现出更为目光宏大的稳键风格。不久前与一些浙江制造业的私企老板交流，至少有两位老总如许叙述本身的风格：我们浙江许多中小型企业是不愿贸然扩张的，一样平常都原意步步为营的发展策略，比如，先买一台设备，用这台设备先赢利，等赚了两台机器的钱，再买第二台。这种妥当的风格，确实是浙商的一个特点。有一些企业，就是银行自动给他贷款，请老板吃饭。老板就是不贷，那些老板话，颇能代表浙商的务实风格：“我要不了那么多，我贷他干吗？你买了机器回来，你就要干，要它动起来，丢在那里是要吃利息的。听到机器在响，我就塌实”。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浙商相反，更多的闽商却“不挑食”，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敢做，但能在一个行业里认真踏实、精耕细作、持之以恒做下去的却不多。与潮商、浙商相比，闽商更缺乏恒心和定性，“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夜暴富的极度非理性生理在闽商身上体现得分外凸起。

 闽商富于冒险精神，缘于宋元以来海洋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的传统。自宋以来，福建分外是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使闽商的眼界更为坦荡，更少循规蹈距，其文化形态处于对中间与权威的游离边缘，又在多元文化的交织之中，因而也更具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明清长期的海禁政策，迫使闽人只能犯禁冒险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久而久之，犯禁冒险就渐成闽商的一个普遍的性格特性。

 讨论闽商的冒险性格，无不不追溯到明清时期的海禁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和私运运动。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很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被逼到烟波浩缈的茫茫海上去罢了。经济学家梁小民老师曾引用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评价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和海盗的原由：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题目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分外值得关注海盗、私运运动，然而，明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允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峻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运动。而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向进行着海上贸易，如许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运动就始终未曾制止过。

 明清时期以的中国海商在东南沿海十分活跃，在海上与欧洲、日本、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商人睁开商业竞逐，明代东南沿海出现的徽商、倭寇、海盗与海外贸易的复杂关系。闻名徽商研究专家叶显恩教授指出，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全球范围内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海盗掳掠和正当贸易与时俱进，贸易就是掳掠,，掳掠也是贸易。文明与蛮横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海盗的特点。以世界视野和发展眼光评判明代海盗、倭寇，既要看到其悲观蛮横一壁，也要看到它推动经济发展，适应世界潮流一壁。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的海盗与私运、贸易，其实是难分难解的。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正是在私运贸易中出现的，如闻名的头目有李光头、徽州人王直、许栋、徐海以及后来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的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等等。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历史上闻名的封建商帮徽商中的人物，正在是在这种海盗和私运运动中，与另一些闽商在海洋上走向同流。

 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的冒禁下海私运，与前一世纪８０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些人从事私运贸易，率先与台湾贸易，都表现了闽人“铤而走险”精神。即使在“文革”时期，石狮人也表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谋利倒把生意”。

 闽人和闽商冒险精神的极端体现，是“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种将利益凌驾于法律、道德之上价值观，为了利益，甚至置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于不顾，在曩昔的某些时候，曾经使一些闽人、闽商铤而走险，越过了法律和商业道德的底线。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过的制造假药、私运贩私等等，就是这种冒险性走向极端的体现，这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按照商业规则的牌理出牌的闽商声誉造成损失，也在客观上对福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厦门永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就是利益勾引致使商人越过道德底线、辚轹法律的典型人物，在伟大利益的驱动下，甚至不惜对一部分政府官员采用最下游下贱的设计陷阱的手段。少数的权谋家，给闽商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闽商应该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在思维上必须超越“爱拼才会赢”的局限性。“爱拼才会赢”是一种信心，它唤起你的热情，在你困难的时候使你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它是闽商最可珍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柱之一，也是闽商性格的一种表现。没有信心是不行的，只有信心不够的，由于信心不等于商业伶俐、商业谋略。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的会赢。

 在新崛起的闽商中，那些更富于真正商业伶俐的人，已体现出新的心态和新的性格、开始体现中宏大的战略眼光。

 ·闽商“自力性”面面观

 闽商是最不像“帮”的商帮，有人说中国人是“一小我是一条龙，三小我是一条虫”，这话用来形容闽商，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闽商遍天下，但闽商多出“独行侠”。若问闽商精神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会毫不夷由地回答说：团队精神。福建生意人的一个分外凸起的特点是，散兵游勇，生意再小也要本身当老板，而不乐意跟人合作，替身打工对他们而言更是万不得已的“下策”或“末路”，他们中大多数人，宁愿开个鱼丸店，开个茶庄，甚至摆个小地摊，也要本身当“老板”。

 闽商这一性格，也表现在福建的很多俗语里。“宁做鸡头，不当凤尾”表达的是闽商的一种心迹，在福州商人圈中，“合字不好写”常常既是商人对本身的告诫，也是对商业合作的一种评价。本来很好写的“合”字，在福州商人那里，确实成了天下最难写的汉字之一。同样，闽南也特别很是流行“不当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闽商风俗于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使很多很有盼望做大、做强的产业，由于股东之间缺乏信赖、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非暴力不合作”，而无法做大做强。福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大家都还连合同心专心，等发展到肯定阶段，彼此就开始出现内哄，拿怕再小，也要分家。曩昔，在福建家族中“四世同堂”并不鲜见，但企业合伙人之间能够多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实在可以算得上传奇。同舟共济的同伙携手打天下，到企业做出点样子了，就难逃“分家”之厄。同胞手足之间也每每既不能同甘，也不能共苦，随便一些波折，都会另起炉灶。

 福建人更乐意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缘故原由何在？是个饶有兴味的题目，有待作深入探究。我们试着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是因为福建海洋文化的不彻底性，闽商身上有着较粘稠传统的小农意识。福建山多耕地稀疏贫瘠，形成了在生产中既不必要协作却重于天然资源争取的传统。有限的资源，艰难的生存环境，缺乏合作性的生产体例，契约精神的缺失，使闽人对于利益关系的理解，一向停顿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这种“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次，闽商缺乏合作精神，跟早期出洋到海外的闽商的餬口手段、经营体例有肯定关系。早期渡过海峡去台湾、下南洋的闽人，大多数以剪刀、菜刀、理发刀这“三把刀”起家，如许的餬口手段和经营体例，常常连家庭作坊都算不上，是真正所谓“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单独一人的营生。

 第三，这种自力的、不合作的性格，还与闽人的冒险性格有着内在的关系。浙商商会多，商会并不仅仅只是个排扰解难、互帮互助的组织，商会有组织健全、功能较强，对商人的自律，就产生束缚作用。有学者认为：浙商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自律作用。尤其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束缚作用，假如哪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名誉，商会知道了，一宣布，哪家企业就很难在当地发展下去。而这种束缚，对于某些奉行“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商业价值观的闽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浙商之间的连合协作，更多的是以务实的态度，以项目等为纽带，以实现共享、共赢，因而也更吻合当代商业精神。2004年底，红豆等地处江苏经济发达地区的六家企业，尝试进行跨地域、跨行业的“抱团”合作，以期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团队竞争、从独自承担风险到风险共担与互助互利，面对已经到来的国外跨国公司在家门口与中国企业睁开实力竞争中，浙商的这种团队精神，正是中国企业的一种力量所在，这也使浙商在肯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商人”的范畴。

 与浙商的合作互助精神相比较而言，潮商的互助合作，却有着显明的传统亲情文化、局促封闭的地域文化的意味。潮商的连合与协作，更与潮州话有着特别很是大的关系。在潮汕人“一条水布下南洋”的年代，一个潮汕人下了南洋，就可以投奔一个素不相识的另一个潮汕人。彼此间只需一个“身份证”，那就是潮州话，潮州人是“会讲潮州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潮州话有八个调，其它地区的人想蒙混进去，难如登天。只要下南洋的年轻人会讲潮州话，能说出他怙恃、亲戚，对方就完全有理由信赖他并帮助他，在他那里白吃白住，直到找到工作，成家立业。当然，这种由特别方言决定的互助，并不是建立在生人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真正的商业精神，以至于有人认为，潮汕的开放只不过是对潮汕人的开放，这是潮汕开放得那么早，而仍然显得极端封闭的一个缘故原由。这种亲缘情愫固然是阻碍了潮商脚下的一块绊脚石，但也表现着潮商之间所具有的高度的亲和力、凝聚力。

 潮汕商会、浙江商会遍布全国及至海外各地，相比较而言，福建商会却不多。闽商、渐商和潮商都能“走出去”，闽商同样遍布全国各地，迄今走出省外投资的大大小小闽商，已超过250多万，从1995年开始，福建商人在20多个省份成立的商会组织，不过100余家，而且大多徒有一个壳子，起不到凝聚、和谐、沟通等作用。

 与此不同的是，人们常说“凡有潮州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凡有潮州人的地方就有潮州商会”，仅仅香港地区登记的潮汕人整体，就达100多个，这些整体之间互相支撑、相互激励、互通有无和信息，维护共同利益，更使潮汕商人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是着名度最高、最有体面的民间组织。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在内，仅一个温州地区，就有遍布各地的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

 闽商自力性的另一壁，是闽商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很稀薄，这跟水泼不进的潮汕商帮完全不同。闽商因其自力性，他们不盲目排外，跟闽商打交道，很容易看出他们大都不排斥外埠人。在散兵游勇的另一壁，却体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

 中国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两个，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和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闽商虽然操的是方言，这些方言像潮汕方言或复杂的浙江方言一样，在外人听起来像外语一样难懂，但当福建人与外埠人找交道的时候，他们并不像其它一些方言区的人那样，体现出语言上的自闭倾向。当两个上海人在一路的时候，这两个上海人常常会不管旁边有多少外埠人，都会旁若无人地说起上海话来，显出与东方国际大都会格格不入的文化上的自恋、封闭和文化心态上的局促；当潮汕人在一路的时候，潮汕人更乐意通过本身的方言，探求“本身人”，有八个调的潮汕话是最难学会的语言之一，潮汕话一出，立即把其他人排除出去了。而在语言上自恋、自闭到极端田地的，可能要数广东人，一个外埠人向广东人问路，十有八九，这个广东人就是用广东话回答你。以至于有的广东人出差到北京，操作浓重的广东口音向人问路的时候，对方干脆用英语朝那广东人扫射一通，然后扬长而去。

 但是，在福建，我们对如许一种场景或许更屡见不鲜：几个福建人在一路谈得正尽情尽兴，假如他们意识到其中有一个不是福建人，绝大多数时候，假如不是不会通俗话，所有人都会立即改口说通俗话，哪怕他们的通俗话讲得不太好，哪怕他们谈的事跟这位外埠人没有关系。

 当然，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以区域关系、亲情关系为纽带的互帮互助，还应注入适合国际化时代的新的契约精神。缺乏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是合伙人之间缺乏信赖的深刻的文化上的根源。 上一篇：首届中国商帮峰会论文选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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