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迎春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作者简介：谷迎春

    1942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中共党员。吉林大学哲学系卒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后转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先后任哲学所副所长、社会学所所长、副院长、《观察与思考》杂志社社长。

    2002年7月退休后受聘浙江财经学院，组建社会政策研究所任所长。2007年12月由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组建“中国商帮文化研究院（浙江）”任院长至今。
    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四项、出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择要初探》、《谈谈辩证法的几个题目》、《青年学导论》等专著，发表哲学、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影视作品三百余万字。其中，合著的《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概论》、《青年学导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月光下的生命》均为我国新时期以来紧张的理论专著。受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首编《社会学》卷编审工作，任分编副主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学》、《社区文化新论》、浙江省第一部《社会发展蓝皮书》。主持完成《重构我国戒毒模式研究》、《中外文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等专项课题。
    曾赴日本、俄罗斯及台湾省、香港特区讲学或合作研究。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现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向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

后记

    自从生命历程进入初冬季节，我就萌动了把多年来散见于报刊的笔墨做些回顾性整顿的心思。几度欲罢，由于这些笔墨不过是丛林一叶，学海浮萍，何必敝帚自珍。久思难舍，由于我认定，文化的千年深沉，也蕴含着点滴伶俐的宏积；由于我留恋，这些笔墨是我形而上生命中没有回路的轨迹。

    本人虽然忝列于社会学界，但自省并非是经典意义上的理论家，至多算是个涉猎过不同领域的“杂识者”。因此这些自选的笔墨，除了论文之外显得驳杂不成体统，只能算是小我时代际遇与多思天性的积淀而已。

    因为时代的摆布，身不由已。大学卒业前两年，我一门心思要“考研”，并在两个研究方向上暗暗伸出了触角，一是吴传启老师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一是李泽厚老师的“美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可事莅临头大势突变，“文革”开始了，国家取消了研究生制度。

    我们这届卒业生，拖延了大半年之后才由“组织”指令性地同一分配工作。1967年初春，在长春老火车站的泥雪广场上，揖别了送行的老母亲和替我拎包裹的哥哥，怀着满腔向往奔赴北京，为步入最高的“学术殿堂”而难抑愉快。哪成想，“文化革命”竟“革”了文化的“命”，一年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散了，人员被分批次“发配”，我们这一批人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从此，我成了一匹南下的“胡马”。乍到浙江，没有老乡，没有同窗，没有同伙，不仅举目无亲，连耳朵也失灵了，听不懂浙江话，交流都困难——真是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哪。尽管不情愿，也得权把异乡为田园，我颠颠簸簸地走过了一个小我生驿站：军垦兵士、铁路中学教员、文化宫宣传队编剧、运输公司工会干事、出版社编辑、文艺刊物编委，在“创收热”时还批准我去当公司董事长……

    “古井微波，因心之不死”，在八年多的非专业岗位上，仍情牵梦萦地想从事社科研究工作，工作之余在十分简陋的蜗居里，伏在自制的8瓦日光灯下默默耕耘。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为收拢散失在社会上的社科人员而面向全国公开招考，我以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天资，被免去了笔试统考关，背着单位自费坐火车进京，接受我心仪已久的大专家们两个上午的面试答辩。“中举”后，因无法解决家属进京户口题目，转而落脚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欣慰的是总算实现了“归队”的夙愿。

    絮聒这些是要说明，本书收入的笔墨之所以驳杂是我的经历使然，也注解在任何环境下我都没有摒弃思考的权利。

    同伙说我“把本身搞‘杂’了，如不移情旁骛或许有更大的学术成就。”然而我并不悔，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天生的形而上者。尽管我的社会角色在变动，可我一向都在“思想着”。我的精神自画像是：自负好胜，敏感善思，博览强记，嘴勤笔懒，浅尝辄止，埋头不专。这后三项恰是做学问之大忌。正由于如此，我成了亦官亦儒亦似商的“边缘人”。我不敢妄称理论家却认可是个“思想者”，这也许是天性决定的吧。自从进入大学，我就不惯于专才教育式的学科细化。窃以为，其弊在于过早地限定知识的多视域，思维的多向度，潜质发展的多空间，照旧如今提倡的素质教育好，这才是以通才教育手段培养专才和大才的营养基。

    笔墨是浇铸的历史，是传承人类文明最古老而不可替换的手段。至于是一小我的“立言”，那都是个体生命的底片，是时代给予主体思维的投影。就此而言，对于已往的论述，不必苛求其语言范式和所论的正偏，要紧的是，作者在斯时的语境中说了些什么，读者从“第二文本”中能体悟到什么。这吻合文化传承重在建设之要义。作者回顾旧作时，可以自喜自恋，可以自愧自憾，却不可以趋时赶潮地删改——那是对文化良心的背叛。本着这个观念，我对收入本书的文稿做以下说明。

    一、除两篇长文做了字数删节之外，全不做改进；

    二、除“杂志人要研究办刊”、“童年的回忆”的媒介两篇为内部文稿之外，余者皆是公开发表过的笔墨，以发表的时序进行排列；

    三、为他人著作作序的笔墨，并非应景的唐塞套话或别人捉刀我署名的文化盆景，而是本人的真情实感，是另一种情势的思想表达。

    本书的出版得到吉林省出版集团董事长周殿富老师、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胡维革教授和责任编辑谷艳秋女士的鼎力支撑，在此，我透露表现深深的感谢。

        谷迎春
    200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