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增持美国国债的风险越来越大，关于美国国债的消化体例，业界人士也提出诸多建议。其实，早在今年6月，国内已有观点提出“债转股”，并认为是化解美国国债危急的良策。近期，该建议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热烈相应，并乐意由旗下的“总统基金”详细实施，使得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外各方瞩目。

　　不过笔者认为，尽管继承增持美国国债未必吻合我国的切身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存量国债进行“债转股”，或者说，“债转股”绝非国债避险与增值的出路。

　　首先，自《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开始，美国投资珍爱主义已愈加显明。起初，外资机构并购美国公司股权时，并购股权比例超过10%，需提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而在新规制订中，外国投资美国敏感资产假如涉及“控制权变更”，该委员会便可启动国家安全调查，而不管外资购买的股份比例是多少，从而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预留“过多的诠释空间”和“过大的权限”。

　　因此，即便“债转股”，中美合作也只能让美国牵着中国的鼻子走，投资一些无科技含量、无发展前景、不具上风的产业，很难达到“双赢”局面。

　　其次，“债转股”自己就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伟大风险。避开美国对外国入驻投资准入的高门槛不谈，与债权尚有约定的收益保障不同，股权既没有到期日，其收益亦没有保障。假如入股公司破产清偿，中国不但无利可获，更将从债权人变成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即便日后美国股市上涨，中国当局被答应出售股票收回美元，巨量的股票抛售引起的股市大跌不仅可能令中国当局成为世界公敌，大跌后的股票更有可能使中国当局血本无归，反而使美国免除偿债任务，坐收渔利。

　　因此，在金融危急与美元贬值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当局应该做的，应是要求美国当局对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提供担保，保障中国债权的受偿额度，切不可自动摒弃对债务的要求权，以“债转股”取消这笔债务，白白损失应得收益。

　　此外，外汇贮备投资方向一向是基于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投资于美国国债也是因为并未找到更安全、更适宜外储投资的品种。而中美“债转股”，直接指向我国美元外汇贮备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从而使外汇贮备既不能对冲资本全球化的风险，也不能用来购买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极其不利。

　　我国购买并持有美国国债，并不是由于国债是最好的保值手段，而是为了保持相称的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了保出口，保经济增加。而巨额的贸易顺差，也是源于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定。可见，高额外汇贮备与美国国借主要源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假如此时顾左右而言其他，一味进行“债转股”，只能使中国陷入另一个困境。

　　因此，面临巨额外汇贮备，我们还应致力于调整中国经济增加结构，适时购进战略物资，坚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渐渐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并要求建立一个详细可行的补偿机制以保证我国投资美国国债的安全，使持有美国国债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固器”。

　　其一，旧国债的解套不应操之过急。急剧减持美国国债并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在经济上唇齿相依的中美两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损俱损。从这一层面来看，我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不能轻动，不但如此，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还必要对其施以援手，促使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的泥潭，从而也为自身争夺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因此，我国外汇贮备在存量上变动的空间不大，仅能在增量和结构上稍作调整，如降低外汇贮备增速，基于风险考虑增短债减长债，将美元贮备转换成欧元、日元与英镑等外币资产。

　　其二，扩大内需仍是我国缓解中美结构矛盾的发力点。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一向是我国经济增加的重要拉动力，消耗、投资和出口的结构关系极不平衡，这也是造成我国持有大量外汇贮备的缘故原由之一。因此，无论是从控制高额外汇贮备来看，抑或从调整中国经济增加结构而言，刺激内需对于我国至关紧张。对此，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系统等多方面的配合，居民相对收入的进步、消耗环境的建设、农村消耗市场的开发与完美都应成为长期扩大消耗的着力点。

　　其三，应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缓解我国外汇贮备规模过大的境况。我国外汇贮备多年来赓续攀升，截至今年9月已达2.273万亿美元。单一的国际贮备结构使得我国贮备管理举步维艰，更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流出，既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又可削减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贮备货币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缓解高额外汇贮备额的压力。因此，当前应着力完美金融系统，进步监管水平，建立有用的风险提防机制，以稳固的宏观环境和壮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顽强后盾，渐渐为人民币国际化摊平道路。

　　此外，在保证肯定规模的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对外贸易必要的外汇贮备外，其余外汇贮备可以考虑更多地用于战略物资，如石油、矿产等的进口，从而将巨额的外汇贮备转化为战略贮备，支撑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债转股”，并不能为我国拓荒避险与增值的出路，反而很可能使我国面临更大损失。因此，中国要做的，不是“债转股”，而是借助扩内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体例渐渐松动扼住中国喉咙的美元债券枷锁。(郭田勇)（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