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

　　对于经济学的指斥角度之一是“经济学太不现实”。持此观点的人说，经济学大致相称于纯数学之类的东西，完全不考虑真实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也不能说这路说法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北京有个民间的经济研究社就基本不关心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是按照纯经济理论来探究现实社会“应该”如何运转。有一次争论起来我就问他们，中学物理考题讨论题目经常把摩擦力之类的省略掉，但最终的效果跟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准定是有差异的，贵派经济学与这个中学物理有什么差别？当然，人家根本不屑于回答这种题目，当做没看见。

　　不过，探究经济规律在真实世界是如何起作用的，早在二战之后就成为主流。应该说经济学探究的题目最让人挠头的地方是变量太多，许多时候超过了人类的运算能力。后来随着“复杂性”理论也就是“混沌理论”的鼓起，对待这种复杂的变量与结构有了一些方法，加之计算机等设备大量应用，使得解决如许的题目有了可能。

　　现实上这还不是经济学与社会真实互动最典型的例子。许多时候变量这件事只能确认其与后果的相干性，不能确认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旦某人确认了某些因果关系，结论就可能让人大跌眼镜。

　　美国也许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各大城市犯罪率飙升。当时有各路神头怪脸的专家出来，根据高挺的犯罪统计表发表各种关于末世的哀叹。照他们的估计，要是就这个趋势往下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美国那地方就会变成罪犯的天国、人间的地狱。效果当然是这些专家看错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犯罪率大幅度降落不说，世风日上的太平景象居然初现端倪。

　　这些专家当然会找各种体例给本身的理论修补，最离谱的修补是认为经过本身的骇人听闻后，国家采取了措施提防，所以犯罪率降落。当然不能说他这话舛错，就是有点觉得这厮是在装孙子说便宜话。

　　一位具有魔鬼般洞察力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很另类，他认为是美国六十年代通过的堕胎正当化导致了犯罪率降落。换句话说，由于堕胎正当了，好多将来的罪犯在照旧胎盘的时候就被干掉，没机会爬出来危害社会。

　　关于他论证的过程就不细致介绍了，我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由于假如一小我选择堕胎，必然有她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大多数照旧由于她并没有预备好给孩子一个优秀的环境。要是不许堕胎的话，这些孩子生下来以后，是不是能受到优秀教育与有一个优秀的生活环境，其实应该画个问号。换句话说，这是由于小我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思潮互动的一个效果。

　　在当时讨论堕胎题目的时候，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与道德家们在谈话，所依据的理由不一而足，很少有人关注盼望堕胎者小我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对于这些人的抚养任务会花掉多少社会成本，以及这些孩子是否能够受到充足的教育。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自身选择的掌控而同意堕胎正当化，却没有想到会有如许一个看上去像个不测惊喜的效果。

　　假如我们再深入探究这个题目，为什么堕胎正当化会出如今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是由于二战之后的婴儿潮所生下的那批孩子，恰好在那个时间段开始了性意识的醒觉，而也恰好在那个时代，我们人类第一次生产的产品超过了我们的消费，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自我意识的醒觉，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

　　把这个规律铺睁开来就可以发现，凡是经济发展的社会，其文化都变得更加宽容与大度，也就是说更加能够容忍本来看来是异端的举动与思想。即使这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还有某些禁忌，但是在民间的思想观念都为整个文化的改变做好了预备。这就是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互动最显明的例证，也是经济学家是怎么通过观察一个真实社会、并且运用本身的工具来揭示其发展规律的样板。

　　(五岳散人，专栏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