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7年后到来

　　核心提醒：社科院报告称，201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落，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工资快速上升。

　　“如今刚招进来的普工，月薪已经达到1500元。工资上涨的趋势还在继承。”中国拉链协会秘书长王智吾告诉记者，随着拉链行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渐渐进行技术改造，削减用工。

　　在近期举行的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加。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通俗劳动者尤其是农夫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调查体系于11月13日在北京发布了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效果，“认为目前的人工成本比2009年末上升”的企业经营者占94.2%，“认为降落”的仅占0.4%；前者比后者多93.8个百分点，这一比例显明高于2009年。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人工成本上升较为明显。

　　可转移农夫工变少

　　根据中国数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发现，在2000年时，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自此之后，中国老年人加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降落，老年人口比重正直幅进步。

　　从不同阶层来分析，干部、管理者，以及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转变不大，但是农夫工却出现伟大的分化：第一代农夫工变成老年人，而新一代的农夫工的加入使群体结构更加年轻化。

　　数据表现，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人口中，农夫占比达到57%，工人占比只有25%。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口中，工人占比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而农夫占比则削减到25%。越是年轻人，种地的越来越少，进城做工的越来越多。

　　这也意味着，农村将来可转移出来的农夫工将越来越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间副主任李剑阁等人曾对中国3000多个村庄进行调研，发现目前已有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9%，而剩下仅占5.1%的2481万剩余劳动力，则基本上是难以转移出来的老弱病残。

　　李培林认为，劳动年龄总人口在“十三五”期间将开始降落，加上农村人口老年化，将来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会越来越少，这将使“招工难”题目更加凸起。

　　“‘招工难’将从间接性出现，变为常规性征象。”李培林说。

　　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判断，随着中国的整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工资将出现比较快的增加。

　　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每每受制于用人企业的意愿。但随着劳动力供应量快速降落，工资将因工人“用脚投票”和会商实力的增加而出现上升。

　　数据表现，2003至2009年间，农夫工工资以年均10.2%的速度上涨。今年以来，农夫工工资增速更是超过18%。李培林说，目前农夫工的月平均工资已接近大门生初职的工资水平。

　　尽管工资上涨，但同样快速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依然威胁着农夫工的城市化生存。此外，社保、医疗、后代教育等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更阻碍着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数据表现，目前农夫工失业保险覆盖比例仅为3.7%,而城镇居民比例为40%以上；农夫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仅为13.1%、24.1%、2%、9.8%，而城市居民上述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52.7%、47.9%、34.9%、57%。同样生活在一座城市，但农夫工群体并未享受到市民待遇。

　　在破除城市制度壁垒之外，李培林还建议对农夫工进行大规模培训。“随着产业结构因工资上涨而被迫升级，许多技术型的工作必要新型农夫工来做，目前技术型工种普遍招不到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蔡昉则建议建立完美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他举例，日本和韩国分别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市场从供大于求转为供小于求，人口盈利结束）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体例来应对劳动人口降落的题目。

　　日本采取建立公平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和工人共享发展，因而劳资关系总体处于协调状况；而韩国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压抑工会的做法，效果导致劳资关系持续严重、工人经常罢工抗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