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被视为一个必须紧紧捉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紧张战略机遇期。现在，10年已经曩昔，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2020年成为中国发展的紧张节点。

　　当今世界好像无宁日。迩来，日本地震、海啸并引发核危急，利比亚战局僵持不下，美国国内政党分歧加深，甚至一度上演当局险些关门的闹剧——外部环境对中国“战略机遇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将来10年中国将如何应对？《瞭望》消息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间主任王勇教授和中共中间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祖贵教授。

　　曩昔的黄金十年

　　从多方评价看，在本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中国成功捉住并用好了紧张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国际环境的一个黄金时期。这10年发生了许多事，有了许多转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政治交际、经济发展照旧非传统安全领域，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照旧很有利的”，王勇说。

　　在高祖贵看来，曩昔的10年里，在政治交际层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历史性事件：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急。

　　高祖贵诠释说，“9·11”事件首先改变了美国，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中美关系也因为“9·11”事件的影响出现了大的变动。小布什竞选总统前后，美国官方曾将中国视为最紧张的对手，甚至是敌人。但是因为“9·11”事件，美国调整了整个对外战略，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中美建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个关系一推就是小布什当局的8年，不仅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也影响到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乃至和整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这种中美关系一向影响到后来的奥巴马当局，两国实现了零距离的无缝对接。“这对中国曩昔10年的国际战略环境有着特别很是紧张的影响，这种转变使得整个国际关系框架和战略环境都对中国的发展较为有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急使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发生了深刻转变。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朗，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更加紧密，国际环境在团体上变得更加稳固。更为紧张的是，中国在应对危急的过程中，不仅自身率先走出谷底，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整个地区和全球都得到了显明提拔。“客观环境的转变和中国本身的体现，都使得国际战略环境在总体上变得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而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说，王勇认为，中国很好地捉住了曩昔10年的发展机遇，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开放型和参与型的，是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的。“像中国如许一小我口浩繁的国家，分外是劳动力在相称长的一个时期内紧张过剩，假如没有一个全球开放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像今天这么快。中国捉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紧张机遇。”

　　王勇说，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还有肯定的国际制度作保证，如世界贸易组织，也正好在这段时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入世后是受益其中的。

　　在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应该说中国也是捉住了紧张的战略机遇。中国在周边地区化发展的框架当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东盟和中日韩向导人也是在这段时期内达成了共识，增强地区之间的合作。

　　承前启后的紧张节点

　　当今的中国，正站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向第二个10年迈进的新的历史节点上，正处于紧张战略机遇期的接续点上；如今的中国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由于经过10年的“黄金期”，中国已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水平上。

　　“这种转变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世界自己的转变，另一个更为紧张的是中国自身的转变。总的来说，新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发展，”高祖贵说。这种有利在各个方面都显而易见：活着界经济方面中国的作用自不必多说，从政治上来说，与曩昔10年相比，中国的这种被外界称为中国模式、本身称为吻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正产生深刻影响；从交际上来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快速上升，无论是在地区事务上照旧在全球治理的庞大领域。

　　然而，面对新形势肯定会面临新题目。王勇向本刊记者举了如许几个例子：

　　中国的经济总量去年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判断和对中国的期望都在发生转变，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国情很特别，如今名列第二的经济地位更多体现为数字，还没有体现在中国积累的人均财富上，也没有体现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进步上。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对中国形成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印象和期望值。假如外国人来中国都只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如许的城市，而不去了解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就是片面的。

　　2006年中国向导人去非洲访问，在尼日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照旧发展中国家，还有长期的发展义务的时候，底下的议员都在大笑。“应当削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正常的预期，对中国形成精确的看法。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是在粉饰本身的实力，躲避国际责任”，王勇直言。

　　这10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的题目日渐展现，尤其在中美经贸方面。于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很是新鲜的征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成为美国当局在国外的最大借主。中国对于美国的资本输出远远超出了美国在中国的各种投资总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家，而且也是世界新兴的对外投资的紧张力量。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范围。客观地说中国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加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与中国的贸易当中各国也是受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当地的一些产业也造成肯定冲击，而且中国在境外的资源投资也面临着如环境珍爱主义和人权组织的一些指斥。王勇归纳道，“我认为一方面要增强宣传的力度，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些对生手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必要增强对自身的束缚，要研究国际上一些通畅的做法，毕竟在这方面我们经验不足。”

　　高祖贵也提示说，新的形势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难以预见的和可以预见的挑衅都会比较多，应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加强应对各方面题目的意识和能力。

　　王勇还给出了建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要在周边的一些庞大热点题目上发挥建设性的甚至是向导作用，例如执政鲜半岛题目上、中东伊朗核题目上。同时要细致因涉及大国关系而出现的一些分歧和摩擦。在国际机制建设方面，包括一些国际规则的制订方面，中国都应发挥和增强自身的影响力。

　　好中有忧的将来10年

　　2011年已近过半，好中有忧的外部国际新形势，让一些人对将来10年机遇期能否再度眷顾中国心存疑虑，国际上也对中国将来10年的走向十分关注。

　　“我认为将来国际环境会发生复杂的转变。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会加强，对国际环境的塑造能力也会加强，”王勇预判说。

　　对于往后1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高祖贵从3个方面作了详细分析：从国际格局的战略角度看，多极化的格局或雏形会越来越清晰。中国在多极化中的定位会越来越有利。在这个格局中，中国的的牵动力会越来越凸起。

　　从国际系统的变革来看，因为综合实力的提拔，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得到响应提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中国所获得份额将会提拔，国际公务员和国际组织向导层人数也会增长。在一些庞大的国际系统变革之中，中国的声音会变得更大，中国的主张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尽管难以预计的风险和挑衅增多，整个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增长，但中国有曩昔10年经验的积累、能力的提拔和机制的完美。这为应对将来的风险提供了比较好的安全保障。

　　“可见将来10年中国仍然会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因为整个国际系统处于大的变革和调整之中，所以有些转变会出乎预料，这对遇事的谋划水平和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祖贵说。

　　谈到国际安全环境，王勇分外提示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处理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分外是中美关系，建立中美战略互信，将越来越紧张。中国周边环境复杂，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与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假如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那么这将成为塑造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一个紧张因素。假如处理不好，那么就有可能被地区以外的一些力量所行使，晓畅地说就是美国。在往后10年中，如何避免新的冷战格局的产生，避免周边一些国家选边站，这对中国是一个严厉的挑衅。

　　高祖贵甚至展望了往后10年可能出现的重要热点题目。一个是经贸题目。经济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经贸摩擦会变得更加凸起。这个摩擦不仅来自觉达国家，还可能来自觉展中国家。这些都会变得比以往10年更加凸起。一个是国际权力的重置。从规则的权力到一些现实的权力，竞争和角力会加剧。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大宗产品的定价权、国际系统的重要货币题目、国际金融系统将来的改革方向，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等等，这些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竞争会加剧。

　　另一个是国际安全系统，一些庞大的安全机制可能会发生大的转变。国际上庞大安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摩擦和分歧是什么。大家必要合作，但同时也会有许多的碰撞、交锋。

　　“这些题目可能是中国已经达到今天的这个国力之后，必要去面对也必须去应对的。”高祖贵最后说。（《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