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今年前两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工业增加率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京、沪、浙、粤的工业增加率全都低于5%,深圳工业甚至出现了建特区以来的首次负增加。舆论纷纷以“最为严厉的下行态势”、“频亮警报”等等来形容工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收入的减速和下滑。

　　显然,在全球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当前,欧债危急尚未化解,美国经济欲振乏力,联合国《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瞻望》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上“蹒跚前行”。

　　经济减速,有人归咎于货币政策“转向”太慢,建议尽快调低存款预备金率和利率。近年央举动克制通胀而采取“超高存款预备金率+长期现实负利率”的政策组合一向饱受争议,适时适度做出预调、微调势在必行。然而,经济减速有其深刻的历史、结构和体系体例根源,不是货币政策就能扭转乾坤。

　　从历史来看,当前的减速不应简单地视为周期性波动,而应判断为结构性的改变。在经历长期的高速增加后,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重大的基数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增加幅度,都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本、地皮、劳动力等资源,甚至要支出更大的环境代价;往日不平衡、不和谐、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已难以为继,经济减速势所难免。增速的适度回落,正吻合“以速度换取质量”的宏观调控预期方向。

　　从结构来看,当前的经济减速是过度依靠外需维持高速增加的拐点。“金融海啸”过后,欧美经济陷入衰退,消耗持续低迷,“东方储蓄生产+西方借贷消耗”模式的全球化进程戛然而止,全球经济步入痛楚而漫长的再平衡。正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所言:“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出口的模式已经不能再去依靠了,必须画上句号。”

　　从体系体例来看,这次经济减速还标志着现有体系体例所能容纳的增加已莅临界点。前几年,为应对外需萎缩,中间当局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刺激内需,包括投放巨量信贷、当局投资基建、鼓励家电下乡等等。在“有形之手”的强力干预下,终于成功“保八”;但这种干预也产生了后遗症,包括流动性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地方融资平台蕴蓄金融风险等等。更紧张的是,一轮“大干快上”之后,供应快速扩张,而外需依然萎靡、内需增加缓慢;当刺激政策渐次退出,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伟大落差必然造成经济减速。

　　基于上述分析,当务之急并非如何设法“刺激”经济回升,唯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体系体例的深化改革,才能抵抗“硬着陆”的风险。比如,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束缚行政干预,保障企业经营自立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大规模减税和财税制度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进步居民消耗能力,并削减地方当局对“地皮财政”的依靠;通过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系体例改革,让资金能真正配置到实体经济,尤其是服从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经济……

　　纵观历史,每次经济减速都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系体例改革的契机,而且大减速每每能触发大调整、大改革。这一次,但愿不是例外。(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