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宏观经济数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民间投资的高增加。数据表现，前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6.7%，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六成，民间投资正在稳固中国经济增加中扮演愈发紧张的角色。

　　今年2月国务院明确了今年上半年制订出台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的时限要求，进入5月，卫生部、铁道部、国资委等多部委、特设机构延续出台民资进入各领域的细则。此后为正确反映民间投资的进展和分布情况，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初制订了《关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定义和统计范围的规定》，并从2012年5月开始按月发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种种迹象注解，当局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立投资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快，民资正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外观上看，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当局投资的接棒者，以削减将来政策调整带来的震动必要民间投资在稳固经济增加扮演主角。然而，根本而言，对待民资态度的实质是当局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题目，而这也对中国将来长远发展具有紧张意义。

　　现实上，全球金融危急好像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2008年金融危急之初，各国当局弹药比较足够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凯恩斯式扩张。发达国家当局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当局部门，以当局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去杠杆化”。

　　但事实证实，当局驱动型复苏只会使当局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急调控能力更降一层。因为大规模刺激经济，发达国家当局财政开始亏空，债务赓续飙升。截至2011年，全球债务已经超40万亿美元。与欧美国家相对较高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相比，中国公共债务比率尽管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急的当局干预之下，公共债务负担率也上升很快，当局扩张刺激经济的“政策后遗症”风险至今还在发酵。

　　多年来，民间投资的发展一向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如投资管制、融资管制、税收管制、体系体例管制等等，这使得我国民间投资发展较为缓慢，民间投资服从也比较低。而今“非公36条”意味着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庞大调整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因为既有的资源垄断已经成为相称固化的权力系统，民资能否真正获得公平准入，并与国资公平竞争还未可知。

　　归根结底，当局主导型经济刺激从来都不是阻止危急的“缓冲带”，培育经济内生动力才是关键。要真正把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不仅是短期的政策松绑，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励、促进和珍爱民间投资的周全的制度安排。配合放松投资管制、建立民间金融机制、降低税率等措施，要尽快制订“民间投资促进法”，把当局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打破民间投资准入限定、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好的制度寄托的不是当局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信赖“稳增加新政”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当局本身。

　　(张茉楠)(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