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载媒体深耕，数十位浙商深度记录，胡宏伟笔下，总能剖开民营企业家藏在财富光环之下的血肉与风骨。此前他落笔宗庆后、著书鲁冠球，如今，他将目光投向农夫山泉钟睒睒，写下这份跨越四十年相知相交的私人观察。

胡宏伟认为，世人多以首富、强势商人标签定义钟睒睒，却少有人读懂他骨子里的文人底色：不肯阿附、不愿妥协，兼具理想主义的执拗与扎根乡土的柔软。

本文跳出商业成败的单一评判，既还原那场争议“水战”的时代背景，也梳理两代浙商对待竞争、实业、农民的不同思考；既记录他面对网络舆论绝不低头的倔强，也描摹他俯身田间、心系万千农户的温情转变。

这不仅是一个企业家的个人传记片段，更是一页鲜活的浙商进化史。当流量舆论喧嚣、商业竞争趋于极端，胡宏伟以老友、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客观复盘钟睒睒半生抉择与争议，探讨何为有温度、有底线、扎根大地的实业之路。透过文字，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立体、真实、充满矛盾与赤诚的钟睒睒。

媒体生涯40年，在我的采访本上被记录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名字数以千计。

但迄今，我愿意花费几百个日夜去梳理、长考并沉淀为一部书稿的浙商只有两位：2002年，我和新华社同事、好友吴晓波合著《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最成功的实战教案》，这也是娃哈哈与宗庆后的第一本传记；2021年，我撰写出版了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的故事《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

人的一生很长也很短，真正做到著作等身太难。如果很勤奋，终极一生，大概也就只能留下十几本书稿。因此，我有自己严苛的标准，无论企业家多有钱，你必须值得我写。

曾经有人问我，鲁冠球和宗庆后之后，你有可能会写哪一位浙商？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回答：“农夫山泉钟睒睒。”

这个回答与“中国首富”的头衔有关，与钟睒睒的知名度有关，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个性、有血有肉，辨识度极高，灵魂很有趣的男人。

我和钟睒睒相识于40年前。因为我们两人是同行，都是农村记者。

1986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我入职了新华社浙江分社。那是一个阳光灿烂但物质严重匮乏的早春，家境尚可的我是大学期间全班唯二没有领到助学金的人（助学金每月5元至21元，彼时大约15元即可生活一个月。家庭月人均收入30元以上者不得申请），何况我长得一点不像农民 ，但我被分配到了分社农村采访室当记者。很多年后，我无比感激当年自己成为了一名农村记者，因为1980年代最优秀的记者一定是农村记者，这个国家——尤其是浙江——出发时的巨大活力同样源自于农村和农民。只有理解了农村和农民，你才能打下一口洞察中国的深井。

恰巧，钟睒睒是《浙江日报》农村部记者。

钟睒睒的父亲毕业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50年始先后在《浙江日报》与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媒体工作。后来夫妻俩均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到老家诸暨强制劳动。1993年，父亲在浙江省社科联领导岗位上离休。

第一代浙商90%属于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者。他们或者是最底层的农民，或者是被时代抛弃曾经沦为最底层的农民。宗庆后如此，钟睒睒亦如此，这番境遇某种意义上孕育了他们后来创业时退无可退的坚韧和孤勇。

受父母牵连，小学五年级辍学后的钟睒睒回到祖籍地诸暨乡下，当过泥水匠和木匠。其本人在数次央视访谈及公开场合自称“做了10多年农民”。1977年返城，1983年，通过社会招考进入《浙江日报》农村部做记者。

记忆中，第一次和钟睒睒见面是在1986年底，我去《浙江日报》串门。冬天，很冷，钟睒睒剃了几十年不变的寸头，穿了一件暗灰色中式对襟棉袄，腰间系了一根很奇怪的布带，看上去和今天的他差不多一样苍老。我以为这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所以很恭敬地喊了他“钟老师”。其实，那年他才32岁。

这之后，我和“钟老师”一起跑过几次乡村调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87年夏，我、“钟老师”加上《农民日报》浙江记者站的刘小杰去了金华东阳，采访此后非常出名的一位楼姓民营企业家，采访主题很刺激——共产党员能不能成为“百万富翁”。

那天是在楼总家里吃的中饭，他夫人炒菜。我们四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深聊采访主题，从中饭喝到了晚饭。他夫人下班回家了接着炒菜，我们接着喝酒。钟睒睒后来很多次说过自己“不喜欢阿谀奉承，不喜欢搞人际关系，不喜欢喝酒”，但那天他极豪放地喝了很多，我们一共喝掉了两箱啤酒，反正我已经不记得最后是怎么走出的楼总的家门。

因为最年长，钟睒睒是那次采访的主角。我记得很清晰的采访细节，是钟睒睒喜欢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用桀骜不驯的眼角的余光瞟着对方，而且喜欢用疑问句反问对方“哦，是吗？”这种强悍的眼神和姿态，在此后数十年的浙商采访中，我只在吉利集团李书福身上捕捉到过。那是一种天下任我行的“独狼”般很飒的感觉。

1988年，钟睒睒结束了5年的记者生涯，去了海南下海经商。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刚到海南时钟睒睒创办过当年中国第一份私营报纸，取名《太平洋邮报》，但很快就失败了。他在媒体人队列里的最后身影，就此消失。

《太平洋邮报》失败后，钟睒睒揣着比太平洋还大的野心，转入了关于养生堂和农夫山泉的下一个宏大的商业篇章。

卖窗帘、做娃哈哈代理商以及开发龟鳖丸、纯净水、“朵而”“清嘴”“成长快乐”等食品饮料品牌……钟睒睒再一次在媒体圈掀起滔天巨浪，是2000年的一场刀光剑影的“水战”。

2002年，我和吴晓波合著出版《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最成功的实战教案》。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辞世，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当天在其个人微博上说——“我小时候没喝过娃哈哈AD钙奶，也不认识他。……20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写他的书，印象深刻，非常钦佩。我刚在我书架上居然找到：《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最成功的实战教案》。”

《非常营销》的第八章详细记录了这场“水战”。“水战”的主轴是：农夫山泉称纯净水过滤掉了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无机矿物质，无益于人体健康。所以从此不再生产纯净水，而只生产天然水。“水战”的高潮出现在2000年6月8日，纯净水老大娃哈哈牵头邀请了18个省市的69家纯净水企业云集杭州西郊的浙江宾馆，“誓死捍卫纯净水”；当晚，农夫山泉则在距离浙江宾馆不到3公里的西子宾馆邀请参加纯净水企业研讨会的同一批媒体记者召开恳谈会，同城唱起了对台戏。

    因为认为《非常营销》对这场“水战”的描述“不够公正”，一位我熟知的时任农夫山泉高管曾经告诉我，“钟总很生气”，“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钟总手里捏着这本书说‘很想把它丢进垃圾桶’”。

在“水战”正酣的2000年，娃哈哈牢牢坐稳了以纯净水为主体的中国包装饮用水市场第一把交椅，广东乐百氏次之，农夫山泉自称总量第三。对此，《非常营销》有这样一段点评——“企业生态圈的竞赛规律大体是：作为领跑者，跑在第三名的最有可能是你最危险的对手。他有相当的实力，对现状心存不甘，最有可能突然发力，以求乱中取胜。”

作为“第三名”，农夫山泉猛然掀了桌子，几乎彻底否定了纯净水全行业的存在合理性，与1200家同行企业为敌，这的确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险招。彼时的钟睒睒显然肝火旺盛、咄咄逼人且坚定地认为势在必得。当年在针对有记者提问“农夫山泉此举是否属于炒作”时，钟睒睒的回答直率得近乎可爱：“如果一个企业不会炒作，那么就是木乃伊，你这个木乃伊必须趁早进入坟墓。”

如果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钟睒睒当年“破坏性”的竞争策略不能说不成功。2025年，农夫山泉在全国包装饮用水市场的占有率已达30%，高居全品类第一。与此类似，近些年国内多个产业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竞争无所不在，无视规则、嘲笑竞争对手、自封“遥遥领先”等大行其道。

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企图颠覆纯净水的那场“水战”是钟睒睒创业史上最被诟病的疤痕，一如宗庆后在“达能之争”事件中挥舞民族主义大旗的极具争议性的举动。以击垮竞争者和提升利润、估值为指标的商业成功很重要，但兼济利己与利他、有道德感、姿态优雅且体面的成功更重要。

2021年，我撰写出版了《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永远记得鲁冠球说过的一段话：“要在自己胜利的同时，让别人获益。企业家担负着促进自由竞争的使命，只有超越了一己之利，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市场不是杀伐的战场。企业竞争是一种必然和必需，然而竞争的目的一定不是消灭他人，而是努力让自己做得比他人更好。

钟睒睒的意志力和掌控力极强，但令他充满无力感的重大时刻应该是因为宗庆后辞世无端引发的“网暴”事件。

2024年2月，79岁的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离去。37年奋斗，真金白银纳税总额超过8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逾3万，他配得上十里长街的怀念。如潮的人流中，我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宗庆后一生商战，最重要的交集者、竞争者甚至剧烈冲突者分别是一家外国企业：法国达能；三位中国卓越企业家——多年相爱相杀的乐百氏何伯权，“水战”之后不相往来的农夫山泉钟睒睒，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口水战”剑拔弩张的阿里巴巴马云。然而，哀悼期间，很少发声或久未露面的三位企业家分别以致敬唁电、挽联、花圈、慰问信与亲赴悼念现场等方式表达追思之情。钟睒睒是在2月28日追思会前一天去灵堂吊唁宗庆后的，并慰问其夫人施幼珍、女儿钟馥莉。“三鞠躬，拜别！衷心祝愿娃哈哈基业长青。”

感慨之余，我为此在朋友圈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金钱、分歧抑或偏见之上更宝贵的东西，是对生命、人格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的尊重，这应该是本次事件中最令人欣慰的记忆。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最值得抵达的彼岸一定是——你没有敌人，所以你才真正无敌。”

此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天下人皆知：为了颂扬宗庆后，钟睒睒莫须有地躺枪；再然后，曾经对宗庆后的大众“造神者”，又猛然调转枪口，成为对“神”的咒骂者。

悲剧的主角为什么是宗庆后、钟睒睒？我在《娃哈哈事件背后的改革往事、舆论走向与逻辑理性》一文中认为，“企业家总是和财富如影随形，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私有产权在情绪化泛滥的舆论场更是显得如履薄冰。他们因为财富而强大，亦因为被反复质问的财富而无比脆弱。……非理性的迷乱的公众意识，可以让你登天，同样也可以让你入地。事实上，在如此因果循环中，宗庆后和钟睒睒没有选择权。他们被推上风口浪尖，很大程度源于都是‘首富’，他们太有钱，恰巧他们也有缺陷。”

面对被妖魔化，认命还是抗争？无数企业案例表明，当口诛笔伐的不对称的网络舆论扑面而来，姿态卑微地不辩解、不对抗是明智的。但如果选择沉默，那就不是钟睒睒了：在宗庆后“头七”后的第一天，撰写《我与宗老二三事》澄清事实；3月11日，母亲去世，钟睒睒发声，直斥“因为我被莫名网暴，累及母亲，为我所忧，万分悲痛”；8月10日，公开露面央视财经频道《对话》节目，为农夫山泉“正名”；11月19日，出席江西赣州活动时强力喊话，要求字节跳动等网络平台“因侵害个人名誉权的言论、图片”而道歉……

一次次不低头、不屈服的抗争，换来的是一次次更猛烈的再网暴。悲愤交加，钟睒睒在朋友圈写了两行字：“我以我血荐轩辕，十年生死度身外”。直至2025年1月22日，在集团公司年会上，钟睒睒流着泪宣布，将捐赠400亿创建钱塘大学，持续近一年的汹涌的网暴终于开始退潮。

作为在商言商的企业家，钟睒睒为何要飞蛾扑火般地硬杠网络舆论，他的动机和动力是什么？农夫山泉2024财年业绩显示，其包装饮用水产品板块的确受此连累，营收同比大幅下滑21.3%。精明的钟睒睒不会不算账。

与我采访相识的许多第一代草根浙商相比，钟睒睒最稀缺的特征在于他曾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他多次声称自己有“浙江日报情结”，在当年，省报记者已经属于“很大的知识分子”了。做记者前，他是省级文学杂志《江南》的编辑。偏偏，他还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气息浓郁的家庭。

终于，记者+知识分子的双重底色奠立了钟睒睒一生做人、做事的价值观——不阿谀、不屈从，不妥协；关照自我，遵从自由；一往无前的理想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会比同时代的农民意识浓厚的企业家走得更远，更有可能收获巨大和持久的商业成功，也同样注定了他将因为倔强高昂的头颅遭遇更多且更错综的磨难。

本质上，钟睒睒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才是企业家。

钟睒睒已经72岁了。当1990年代末互联网呼啸而来，他已经是蛮有名气的企业家了。这也许预示了他对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新技术的不屑。

近年，钟睒睒开始连续“炮轰”电商平台。2024年11月后，通过公开节目、行业论坛和个人朋友圈火力全开的“炮轰”至少有5次。最新一次是2026年8月8日，钟睒睒再上央视财经频道《对话》节目，他告诉老朋友、节目主持人陈伟鸿，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杀光了城市零售商”，首次明确提出“必须限制平台权力”。‌    

事实上，钟睒睒的出发点并非非黑即白的绝对化对立，所谓最劲爆的“限制平台权力”之说，即意味着要划定其过度膨胀的权力边界而不是消灭电商平台。然而，由于网络短视频眼球就是一切的标签化病毒式传播、钟睒睒“首富”身份的表达力道，叠加“天下苦平台久矣”的群体性情绪宣泄，新一轮选边站的舆论风暴瞬间再度点燃。

宗庆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也多次强烈质疑以电商平台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极端扩张，并与同城的另一位“中国首富”马云隔空论战。谁能料想，曾经因为“水战”和宗庆后针锋相对的钟睒睒，有一天会为了同一个目标成为彼此同向而行的“战友”。  

虽然老宗和老钟对战电商平台都有自身企业的重大利益诉求，但又不尽如此。以农夫山泉为例，2025年营收总额525.53亿元，其中约95%依靠4000多个线下经销商分销；经销商背后，是243万个便利店、夫妻店、小卖部等毛细血管网点。农夫山泉把64.5%的毛利分给了线下渠道，如果电商平台肆意压价内卷，被挤垮的将是数百万个寂寞无声的普通家庭。

在8月8日以“唤醒一朵花的价值”为题、时长42分32秒的《对话》节目中，被网络舆论选择性刻意放大的关于电商平台的评点只有2分多钟简短片段。节目的录制地点是农夫山泉位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基地，在田间、在车间，钟睒睒谈及最多的是关于茉莉花以及茉莉花背后的农民。

他说：最容易受伤的总是农民，他们是被上下游裹挟的弱势群体；

他说：现在最需要担心的是向下卷产品价格，不向上卷质量，否则吃亏的会是无助的农民；

他说：做农业很难赚钱，所以要为农产品建工厂、定标准、连产业链，还要用保护价托底农民的收入。

除了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农夫山泉的农产品基地遍布全国，直接、间接惠及数以万计的农户：江西赣州的脐橙；新疆伊犁、阿克苏的苹果；云南临沧、普洱的高山茶叶……其中最早的基地2002年就开始布局，数十年深耕和汗水。

这些年，在很多场合，钟睒睒都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他认为农夫山泉不是一家简单的饮料企业，本质上是一家农业公司，扎下心做最苦的农业生意。在浙商中，最著名的“农民企业家”是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鲁冠球生前获得过中国企业家几乎全部的最高荣誉和称号，但常挂嘴边的自我介绍还是“农民企业家”。他对此做过解释：“农民有那么多人，农民那么苦，为农民说话的人太少了。”

钟睒睒做着农民的事，长得也越来越像农民。多年不见，他的头发变得稀疏灰白，他的眼神里少了我记忆中的霸道与狡黠，却分明多了几分温暖。他不再向往“太平洋邮报”式的缥缈的天，而更愿意脚踩踏踏实实的大地。

在这个技术崇拜至上、工具理性泛滥的2026，我开始想念越来越有烟火气、越来越活得像个人样的农民钟睒睒了。(杭商传媒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