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后发当代化大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多年广泛行使后发上风获得经济超常的快速增加后，正周全遭遇后发劣势，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必须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现有的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理论，包括源泉论、环境论和本体论等，都存在不足。其实，经济发展体例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主体与生态的关系。逐利、粗放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体例，是由片面和对立的主体-生态模式决定或造成的。要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就必须改变主体-生态模式。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其多重的自立与相干同一的完备的主体性能，以及响应的和谐的生态体系，会从经济、社会、天然和文化等多层面协同有用地推进经济发展体例的变化。为此，必要响应地以经济发展力战略为导向的大目标，以公共规则和平台为支持的大胸怀，以多层级生态价值为效果的大创造。

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主体-生态模式

——基于“浙商”的视角

◎吕福新

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既是长期的使命和义务，也是当前的急需和重任。它特别很是复杂和困难，既受改革开放前长期迟缓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的限定，也受改革开放后短期高速增加的物质财富欲求的约束，存在体系体例和制度的限定与挑衅，素质和能力的限定与挑衅，资源和环境的限定与挑衅。这既必要有政府和企业等自发积极的主体举动，也必要有市场和社会自觉优化的生态体系。“浙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鼓起的最大的民商群体，率先行使中国后发当代化的“后发上风”，成为最大的民间创富群体，创造、获得和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响应地，也先行遭遇了“后发劣势”，逐利、粗放的聚集式经济运动，先行遭遇条块矛盾和行业垄断的体系体例，行政特权和政策偏向的制度，资源短缺和要素价格的上涨，环境污染和治污成本的进步，以及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相对落后，组织管理和技术水平比较低等劣势。同时，经过30多年的历练和分化，已经有一批浙商趋于成熟，可以且应该充分发挥作为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创新思想和方法，采取新的主体-生态模式，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

一、已有的理论及局限

关于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学术上首先是将经济发展体例与经济增加体例区别开来。经济增加体例通常是指经济规模增加或产出增长的体例，而经济发展体例是指经济水平提拔或结构性能改动的体例。同时，经济增加是手段，而经济发展除了手段还包含目的。响应地，经济发展体例变化，除了包含经济增加体例变化所强调的经济增加来源的变化外，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化，经济性能、质量和结果的进步，以及经济与社会和天然等关系的变化及改动等。所以，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就是从单纯、片面和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变化为周全、和谐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闻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实际，又是一种精神状况；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刘伟、魏杰，2002）

已有的关于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源泉论、环境论和本体论等。源泉论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盈利，出口，工业化的传统模式，人口盈利，高储蓄等传统源泉，还有地皮等天然资源，已经大大削减甚至开始枯竭，要拓荒和转向国内消耗、城市化、服务化、自立创新和技术提高等新源泉（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课题组，2009）。这注解经济发展体例变化确实必要源泉的变化，但这是不够的，还有环境题目，以及新源泉由谁开发和行使等题目。

环境论认为，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须深化改革，建立响应的制度，采取响应的政策取向和措施。这包括搞好宏观调控，为加快发展体例变化营造优秀环境；深化体系体例改革，为加快发展体例变化提供制度保障；增强统筹和谐，为加快发展体例变化奠定坚实基础（张平，2010）。深化体系体例改革和改善宏观环境特别很是紧张，但困难特别很是大。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是改革的对象，是重要的既得利益者，角色混合，缺乏动力，停滞重重。何况，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直接举措主体是企业，体系体例和政策等不只是企业的外部环境，也与企业举动有着内在关系。

本体论认为，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发展和福利改善为出发点，从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为侧重点来设计发展的思路和实现路径，把进步人的生活福利，拓宽人的发展空间，维护人的发展权利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关怀（任保平，2009）。这特别很是好，光显地指出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和周全发展。但是，“以人为本”重要是举措或实践，而不只是观念或引导思想。也有一种观念论认为，变化经济发展体例首先和重要是变化思想观念，即以科学发展观为引导或统领（齐建国，2010）。同时，“以人为本”不是恩赐或施舍，而是人民群众本身去争夺、创造、获得和实现的。人不作为主体是不可能真正实践和实现以人为本，脱离主体讲以人为本是历史和实际的虚幻。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主体性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李萍，2007）。但是，主体及主体性不只是抽象的，重要是历史和实际的，是作为实践的主体而存在于环境中，与环境形成有机的关系即生态关系。

以上分析注解，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充分说明和有用引导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须有新的理论支撑和引导。

二、新的思想观点和理论

经济发展体例的形成与变化，其实都取决于主体与生态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主体-生态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例。主体，是指权利和任务的发动者与承担者，具有自立性与相干性（吕福新，2006），以及履行权利和任务的动机、能力与品行，即主体性能。生态，一样平常是指生物在肯定的天然环境下的生存状况。我们所说的生态，是指人和企业等主体在肯定的天然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具有本源性、和谐性和持续性等团体机能或体系性能。主体与生态存在多条理的有机关系，首先是主体存在于天然和历史环境中，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适应环境的转变，并积极自动地影响和改变环境，与环境形成有机的天然和历史生存关系，即天然和历史生态，并形成本身的主体性能；同时，主体的性能和举动及其相互作用，影响或改变天然和历史生态，创造实际的社会生态，并影响将来的社会生态，响应地也影响和改变本身的主体性能。主体以适应和改变天然生态为基础，以依存和改变历史生态为纽带，以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态为核心，同时形成、改变和提拔本身。其中表现主体的自立性能与相干性能及其同一，主体的自立性能起到发动、作为和创造的作用，而主体的相干性能则起到规定、束缚和影响的作用，两者的同一周全构建辩证同一的主体-生态关系，形成生存和发展的详细结构、运行状况与机能结果。主体属性及其自觉、自发的动机和能力，与天然和社会生态自觉、体系的状况及机能，以及两者同一的主体-生态模式，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体例，以及其所包含的源泉和目的、动力和条件、结构和功能、状况和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应俱全的集权主体，首先给处在计划经济边缘和生活无保障的农夫松绑，使其有肯定的自由，可以自立地支配本身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经营，并拥有响应的财产权和交换权等，成为有限的经济和市场主体。80%出身于农夫的早期浙商，就是如许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浙江长期阔别中间政权，受中间集权的控制和“天人合一”的主流文化影响较小，个体意识和主张普遍较强，有“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和商业发达的文化积淀。99%以上来自于通俗百姓的第一代浙商，他们既有解决温饱生计的本能欲望和强烈要求，又有响应的勇气、胆量和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普遍举措起来，“干”字当头，投身于经商和创业，做裁缝、泥水工和木匠活，打铁、擦皮鞋和弹棉花等，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不愿干但有广泛需求的活计。这使浙商获得宽广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加上，浙江尤其是温州的地缘文化色彩很浓，一个技术和经商能人敢为与领先，众亲戚和乡邻追随，形成经商和办企业的规模与态势，即市场生态。同时，浙商重要是行商，走南闯北，“走遍千山万水”，四海为家。俗话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浙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辟者和中国市场生态的创造者，形成开拓-聚集型的市场主体-生态模式，以及重商-聚集的经济发展体例。源于通俗百姓的浙商，典型地表现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发性、本土性和根植性，率先普遍开始民营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广泛和充分地先发行使中国后发当代化的“后发上风”，行使市场、产品、地皮和劳动力等后发上风资源，获得超常的快速发展，敏捷崛起成为中国第一民商及创富群体。

早期浙商的主体-生态模式所造成的经济发展体例，适应当时的天然和社会环境，是积极的、开创性的和有价值的。当时的中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占大头，即使是重商的市场经济及其承载和运作的初级工业化也是积极的和有价值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和深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集体企业的民营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化及其承载和运作的工业化在全国范围普遍睁开，逐利和粗放的经济发展体例到处盛行，使地皮、水和矿产等天然资源过度消费，环境污染紧张，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出现短缺，不偕行业、地区、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其积极作用已经消减，负作用越来越大，难以为继。浙商作为这种经济发展体例的始作俑者，先行遭遇严厉挑衅。

传统的经济发展体例的局限，其实就是片面和对立的主体-生态模式的局限。以早期浙商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虽然开始表现“自力的人格力量和自由的经济力量”（常修泽，1998），但重要只为了生计，出于利己心，寻求面前目今的物质利益，寄托本能和经验，表现很强的功利性。这也就是重要只表现局促的为我性和自立性，即片面的主体性。片面的主体，必然产生单纯的对象性运动，只是攫取和获得物质财富，甚至是运用极端的手段，过度攫取天然资源和紧张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与环境对立和排斥（冯志宏、杨亮才，2009）。同时，也把他人作为对象和获取利益的工具，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和排斥，以及恶性竞争的社会生态。响应地，是主体的权利欲膨胀，而责任感缺失。它的另一效果或负作用，是使主体的自立性受到很大的局限，重要是自利、自觉、谋利和模拟，缺乏自律、自发、战略和创新等。

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本质上是反映“后发当代化”的规律与要求，尤其是战胜“后发劣势”的要求。以西欧等为典型代表的“先发当代化”，其特性是当代化因素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在内部自觉产生、天然发展、渐渐积累而导致社会的变革，进而引起上层建筑和文化的变革，同时渐渐实现人的当代化。虽然它在当代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题目与要求，但总体上来说是在自觉的天然历史过程中产生与解决的，不存在“加快”变化的题目与要求。而中国作为“后发当代化”的凸起代表，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当代化和进入了后当代化之后才开始进行当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后发当代化，存在着长期受制于封建和传统计划经济影响的比较落后的体系体例和制度、技术和管理、素质和能力等“后发劣势”，再加上行使后发上风的超常的粗放式快速发展所造成的强烈的物质欲求和紧张的资源环境题目，还有先发当代化国家对我们经济、社会、政治和天然环境的伟大压力与挑衅等，不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就没有出路。

要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就必须改变主体-生态模式。这首先是主体和主体性的变化。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体例，是表现当代化的“主体性的过度宣扬”（冯志宏、杨亮才，2009）。其实，正确地说，是片面的主体性，即局促的“为我”和自立性以及只寻求权利的主体性的过度宣扬。中国的当代化还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还远没有完成。而主体是当代化的根本和核心范畴。当代化既立足于主体，由主体发动和推进，又作育主体，使主体成熟和强大。中国的当代化还必要继承推进和增强主体性的发展。题目在于如何要使片面的主体性变化为完备的主体性。反映当代化的规律与要求，在一定和坚持人的自力和自立，寻求和增长权利的同时，增强主体对理性与科学的崇尚，对责任和任务的承担，对组织和管理的正视，对规则和秩序的遵从等。这其实，也就是增强和发展主体的相干性。就市场主体而言，必须有履行任务，遵循契约和规则的相干性。浙商作为市场主体，比较普遍地缺乏契约相干性，契约意识不强。还有，反映后当代化的规律与要求，必须正视和发展主体间性，把他人或对象作为主体，正视建立和创新制度，更多地创造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即增强和发展主体的公共相干性。假如说反映当代化的规律和要求，重要是增强和发展主体的私人相干性，并集中和凸起地表现为契约相干性，那么反映后当代化的规律和要求，则重要是增强和发展主体的公共相干性，并凸起地表现为生态相干性。相对于当代化的工业文明而言，后当代化强调和凸起生态文明。完备的主体相干性包括私人相干性和公共相干性，以及契约相干性和生态相干性等。于是，主体的自立性也就响应地得到雄厚和提拔，集中表现为价值观的雄厚与提拔，以及自发、创新和战略能力的进步。如许，就可以形成完备的主体性。

片面的主体性变化为完备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对立和难以为继的生态体系变化为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完备的主体性及其态度和举动，首先是为我和寻求权利的自立性与遵循规则和履行契约的私人相干性的同一，会使假冒伪劣和模拟以及恶性竞争的经济生态变化为诚信、创新和正当经营以及良性竞争的经济生态；其次，是为我和实现小我价值的自立性与为公和增长社会价值的公共相干性的同一，会使摆富权贵和寻求特权以及贫富差别加剧的社会生态变化为规则公正和程序公平以及关爱弱者的社会生态；第三，是为我和寻求享用的自立性与共同维护和共同享用的生态相干性的同一，会使资源掠夺和环境恶化的天然生态变化为资源合理行使和环境有用珍爱的天然生态；第四，是为我和寻求本身快乐幸福的自立性与为大家和大家快乐幸福的文化相干性的同一，会使单纯寻求物质财富和攀比物质享受的文化生态变化为积极向上、寻求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提拔道德情操境界的文化生态。如许，完备的主体性就可以形成雄厚、和谐和可持续的多条理的生态体系。它包括人与天然、人与人、人与己的和谐。

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会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首先，是寻求权利和履行契约的完备经济主体性能与诚信、创新和正当经营以及良性竞争的和谐的经济生态体系及其同一，会使过分逐利和模拟的经济发展体例加快向自律互利和创新的经济发展体例变化；其次，是实现小我价值与增长社会价值的完备社会主体性能与规则公正和程序公平以及成果分享的社会生态体系及其同一，会填补和战胜经济主体-生态的不足，使过分逐利和偏私以及垄断和特权化的经济发展体例加快向公正公平合理和有用以及空间宽广的经济发展体例变化；第三，是小我享用和共同享用的完备的天然主体性能与资源合理行使和环境有用珍爱的和谐的天然生态体系及其同一，会限定和战胜经济主体-生态的缺陷，使粗放和高耗的经济发展体例加快向集约邃密和低耗高效的经济发展体例变化；第四，是寻求小我快乐幸福和促使大家快乐幸福的完备的文化主体性能与积极向上、寻求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提拔道德情操境界的文化生态体系及其同一，会雄厚经济主体-生态的内涵并提拔境界，使片面、模拟、粗俗、局促和低效的经济发展体例加快向周全、创新、文雅、宽广和高效的经济发展体例变化。总之，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其经济、社会、天然和文化等多层面的自立性与相干性同一的主体性能及其生态体系，会解决后发当代化中面临的多重矛盾与困扰，雄厚经济发展体例的内涵与源泉，扩展空间、增强束缚和加大创造，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目的和结构，进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果。

杭州市工商联通过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发现，影响或停滞非公经济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以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紧张缘故原由，依次是“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素质有待进步”、“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不配套”、“与部门或地方利益冲突”、“社会上对非公经济发展的观念存在误区”、“国有企业垄断势力的影响”。温州市工商联的调研发现，影响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缘故原由，是温州的特别人情社会网络、要素资源短缺和产业基础落后，以及投资的总体环境评价，政府官员对企业家的正视程度、官员勤政程度和工商管理实行程度等评价指标都低于外埠的经济社会环境评价，以及温州人大多以寻求财富为价值观，更喜好寻求短期的财富积累等。可见，要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就必须是主体与环境联动，即采取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浙商群体中已经分化和成长出一批良好浙商，他们既继续良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当代的先辈文明，具有比较健全和完备的主体性能，可以通过响应的举动和采取各项有用措施，营造比较优秀和和谐的市场和社会生态，以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

三、实践方案和措施

1、大目标：以经济发展力战略为导向

用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来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要采取的实施方案和措施，首先是确立大目标，即树立“以经济发展力战略为导向”的目标。这也就说，必须彻底变化发展战略，从传统战略变化为新型战略（沈立人，2010）。这新战略，既完全不同于利润最大化战略，也根本不同于规模或市场占据率最大化战略，甚至也不同于比较上风和核心能力战略，而是经济发展力战略。

所谓经济发展力战略，是雄厚和优化要素结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加强内在驱动力尤其是精神驱动力，突破和超越限定，提拔经济结果和生活品质的战略。就企业而言，它凸起地体现为企业能力与开放创新的同一。企业能力包括资源能力、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 2003）包括内向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开放式创新。在开放式创新的过程中，公司与外部环境发生着激烈的相互作用（Gassmann, 2006）。

经济发展力战略，其实是以人为本、和谐综合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它立足于人，寄托人，为了人，发展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削减对物的依靠和消费。它充分表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周全发展的思想，防止或避免人性异化或片面化。而利润最大化战略和市场占据率最大化战略等，是以物为本，以人为手段或工具，必然造成或导致片面的局促的主体性，以及人性的异化。即使是核心能力战略也不肯定是以人为本，即使有所表现也每每是片面的。而经济、社会、天然和文化等多重的完备的主体性，是周全表现以人为本。它与多重的和谐的生态体系的同一，可以综合人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资源或要素，实现周全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力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和凸起表现，是人文-科学发展战略。

浙商执行经济发展力战略，首先是要从以老板为本变化为以员工为本。如今已经有许多浙商，且有越来越多的浙商，开始超越企业主或资本的人格化，关注员工的工作待遇、生活状态、职业发展和快乐幸福。庄启传向导的纳爱斯公司把员工的快乐和幸福放在很紧张的位置。沈立松向导的浙江一石公司制订和实施“双百战略”，即培养百名员工成为老板，带动百村百姓致富。徐冠巨向导的传化集团制订和实施员工发展战略，使每个员工头上有一片蓝天，健康快乐成长。其次，是要突破落后技术的约束与限定，从机会导向变化为能力导向。浙商紧张缺乏技术和核心能力，技术积累和创新紧张不足，加上传统体系体例的影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成果又普遍缺乏应用性，科研与应用紧张摆脱。传化集团正是反映这种情况与要求，而制订和实施为广大浙商企业服务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促使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

2、大胸怀：以公共规则和平台为支持

用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来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要大胸怀，即以公共规则和平台为支持。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它包括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关系的转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普遍和大举进入竞争领域，导致竞争行业的过度膨胀，规模过大，产能过剩，竞争过度，效能低下，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难以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垄断部门缺乏竞争，服从不高，靠垄断经营和垄断价格从竞争部门和居民大众那里攫取垄断利润，并擅自或变相地变化为私人利益。其转型的关键是规则的变化。垄断部门好像就是国有或公有经济，受珍爱，有特权。相反，民营的就是非公的，受歧视或遭排斥。这必要把特权化和偏向化的规则变化为公正和公平的规则。同时，经济结构的转型也依存和受制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市场、企业和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各种收入分配关系也必要转型，其关键也是规则的变化。在市场、企业和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中，政府是规则的制订和实施者，且可以不听取或很少听取企业和民众的意见，可以随意或不严酷实行规则，可以不受或很少受制约，也就是说政府是规则的特权者。同样，各种收入分配关系也都是由政府制订和实施规则来规范与调节的，其紧张失衡或贫富悬殊，也是由规则制订和实施的误差造成的。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必须把不公正的规则变化为公正的规则，但是单纯寄托政府是很不够的。这除了政府应该更多地鼓励和吸取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及有关社会人士参与规则的制订和实施外，还必要企业家和社会人士的积极自动作为。

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可以有用地推动和促使规则的变化，制订和实施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公共规则。它可以从自立性、相干性和和谐性等多方面和多条理地推进公共规则的制订与实施。这凸起地表现为超越私人利益和特别关系，而从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尽可能广泛地与意见雷同、相近和相左的偕行以及相干社会人士一路，充分沟通和协商，形成同一意见和社会生态，推动和促使规则的变化和公共规则的制订及实施，还有公共平台的建设。

公共平台是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共享基础或依托，其广度和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的程度与结果。公共平台既充分表现公共性和共享性，反映后当代化的规律与要求，保证和支持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与增长，又广泛包含私人性和专享性，反映当代化的规律与要求，支撑和服务差异化的增加和个性化的发展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进步，综合地支持经济发展力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草根出身的浙商，一开始就具有小我自力和众人自立与和合的“个众”特征（吕福新，2009）。经过30多年的历练与洗礼，已经有一批浙商脱颖而出，超越传统与实际的局限，超越私人的利益与寻求，具有公共的意识和担当。不少浙商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推动和促使规则的改变，以及公共规则的形成和公共政策的完美。也有不少浙商尽其所能创建公共平台，以支撑和服务浩繁偕行或相干者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这除了有许多浙商企业创建创业和创新平台外，还有浙商企业创建物流和技术交易平台等。传化集团除了创建服务于浩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第四方物流平台外，还联合中间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共享的技术交易平台，广泛汇聚科技成果，提供浩繁企业获得转型升级所必要的技术资源。但是，浙商更必要有大胸怀来联合商界、学界、政界和媒界有良知的平民化的社会精英，来加大推进规则的变化以及公共规则和公共平台的建设。

3、大创造：以多层级生态价值为效果

用完备和和谐的主体-生态模式来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还必要有大创造，即以多层级生态价值为效果。实现和增长生态价值，是反映后当代化的目标、理想与要求。后当代化是为了促使和推进生态文明，寻求和创造生态价值。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当代化过程中，重要照旧推进工业化。而工业文明每每是反生态的。所以，中国后发当代化要反映当代化与后当代化、工业化与生态化等不同规定、矛盾及其同一的要求，创造和增长多层级的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本义是指地球生物圈作为生命维持体系或人类生存体系的价值，也被称为生存价值。它是资源总体所具有的价值，是一种团体和综合价值（赵映诚，2009）。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肇端和终极价值。人只能生存于生态体系中。人和动物、植物以及地皮和水等资源既具有资源价值，也具有生态价值。换句话说，生态价值是本源和内生的相互作用和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及其要素的价值。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价值，是指企业或经济主体的生存状况或生态体系的价值。它包括企业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生态体系效应或结果的价值。经济主体的举动肯定会产生生态体系效应或结果，但区分为正面的或有利于生态体系持续和优化的效应或结果，也有负面的效应或结果。我们所说的生态价值是指前者。权利自立性与私人和契约相干性同一的完备的经济主体，其举动会既增长私人利益，又促进利益相干者利益，因而会产生双重的经济主体生态价值。不仅如此，多重的完备的主体性能还会产生社会、天然和文化等主体生态价值。其中包括物质的生态价值和精神的生态价值。由多重的完备的主体性能所产生的多重的和谐的生态体系，天然也就具有多层级的生态价值了。

企业创造生态价值的基本方法，是有用竞争和互动协同。适者生存和优越劣汰这一天然生态体系的规律或法则，也适合于经济生态体系。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则。要加快变化经济发展体例，实现和增长生态价值，除了合规则竞争外，还必须是有用竞争。不合法竞争，是非生态或反生态价值的。同样，过度竞争也具有负面的生态效应。有用竞争是决出优劣或胜败而获得响应的不同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是创造经济生态价值的。有用竞争因表现差异和个性，也创造社会和文化生态价值。为此，除了必须具备公正和有用的规则外，还必要互动协同。互动协同，不仅直接增长生态价值，而且可以珍爱和促使有用竞争，进步竞争的生态结果，增长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价值等。

要创造和增长多层级生态价值，还必要依据不同的主体性能及生态体系，制订和实施不同层级的生态位战略。根据雅虎网资信，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体系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有的位置及其与相干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而生态位战略，就是某一行业的企业及其利益相干者这一种群，依据本身的主体性能和生态体系的机能，以及与其他种群或主体-生态的关系，在大的生态体系中选择将来某个时空必要占有的生态位置以及发挥的功能作用。生态位战略，也称为生命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李东亮、吴绍琪，2008）。它包含和表现战略性社会责任（石军伟、胡立君、付海艳，2009）。生态位战略的制订与实施，必然形成多层级的经济生态体系，实现和增长多层级的生态价值。有的重要实现和增长纯经济生态价值，有的是既增长经济生态价值又维护天然生态价值，有的较多地实现和增长经济社会生态价值，而有的则更多地实现和增长经济文化生态价值。

浙商的小我自力和众人自立与和合，以及少数能人领先带头和浩繁乡亲模拟追随的“个众”群体特征，决定它已经形成比较传统的商业社会生态体系，并响应地实现商业生态价值。但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和缘约关系，以及模拟的举动体例，使传统的商业生态价值赓续贬值，甚至出现负价值。浙商要创造和增长多层级生态价值，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约束，充分反映当代化和后当代化的要求，在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力战略以及生态位战略，建立公共规则和平台的基础上，开展契约、有用竞争和协同关系，加大创新和创新引领。（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信用院长、博导，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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