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一早，从北京来的一个电话让深圳“彻底放心”了。电话是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打来的。这位国家发改委在深圳的挂职干部在北京看到了一份国务院批复的文件，“原件，上面有总理画圈的那种”，于是第临时间关照后方。

　　这份8620个字的文件，是深圳市当局于今年年初递交给国务院的。5月6日，深圳方面得知已获批。但因为没有看到正式批复，相干人士总觉得“无法证明”、“不放心”。

　　接电话的是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蒙敬杭，这份文件的主笔。当天正好是他54岁的生日。

　　“我原本没打算过。”蒙回忆道，“但大家都说双喜临门，我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晚上还喝了点酒。”

　　这份文件名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

　　“有一种重新得宠的感觉”

　　蒙敬杭坚信，这份文件对于深圳的意义涓滴不亚于29年前设立经济特区。

　　“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了连续串形容词，“国家重新明确了深圳的地位，不单单是经济特区，而且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们的改革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再是‘单打一’式的经济体系体例改革，而是有计划的、周全的综合配套改革。”

　　6月1日上午，蒙敬杭在本身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谈及申请的过程，他拿出一个笔记本，逐字逐句地念道：“特区不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经历了深圳市5届市委向导的公务员回忆，早在2005年，深圳就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搞“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时的回复是：你们已经有特区这块金字招牌了，就不必要另一顶帽子了。

　　这一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后的两年间，先后有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和武汉城市圈等获批这一特权。

　　这让不少深圳人有一种“被边缘化的失落感”，“大家根本不知道中间盼望我们做什么”，“也不知道哪里是改革的高压线”。

　　“浦东就不是如许。”这句话成为蒙敬杭的口头禅。他私下提及，每年年底深圳市重要向导都会带着一拨人去北京拜访各大部委，而浦东的“待遇”则是，每年国家发改委都会带着一拨人去那里“和谐”。

　　有一次，深圳市委一位官员给某杂志投稿，文中提到一句“深圳市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编辑反问了一句：“谁说你们是示范区了？”他不得不勉强回答：“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不可以吗？”最终，这个提法被删除。

　　“有了这个国务院批复的方案，再不会不认如许的说法了吧！”蒙刻意强调了“国务院”这个词。

　　5月26日，深圳市当局召开消息发布会，对外宣布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在引导思想里，明确了“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自立创新的领先区、当代产业的集聚区、粤港澳合作的先导区、法治建设的模范区”等说法。

　　除了各种全新的定位，让蒙敬杭津津乐道的还有从起草方案到获得批复的服从。他用人们所认识的“深圳速度”来形容这统统。

　　去年年底，蒙敬杭正忙于起草深圳市的《改革开放创新规划纲要》，忽然接到饬令：马上制止，开始动手预备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

　　当时恰逢金融危急袭来，不少中间向导人来深圳视察工作。中共中间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珠三角地区的想法。同时，深圳昔时失意于综合配套改革先行的旧事也再次被提及。

　　“去年深圳在金融危急中体现很好，再加上向导反复地催，所以这次获批的速度就很快！”一位知情人士吐露。

　　据说，同时申请的还有另一个西部城市。但因为“稿子内容不踏实”等缘故原由，如今“连一点新闻都没有”。

　　“有一种重新得宠的感觉。”深圳市当局的一位官员私下里比喻。

　　蒙敬杭建议记者采访深圳市副市长许勤。这位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的原任司长挂职深圳后，在深圳与国家发改委果沟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许的秘书没有许诺记者的采访请求。

　　在消息发布会上，许勤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也是回答题目最多的人。他还特地回答了一个记者有关“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与滨海新区和浦东新区相比有什么特点”的提问。

　　这位副市长引用了方案中的4个“先行先试”，包括“吻合国际通畅规则和惯例的，吻合我国将来发展方向的，必要探索试点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及“对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有紧张影响，对全国具有庞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系体例创新先行先试”等。

　　“这是高度机密，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

　　这些表述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尤其是摆在首位的行政管理体系体例改革，直言将“建立健全决策、实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和谐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按照传统的方案应该是经济、政治、社会如许的顺序。”对此，蒙敬杭诠释说，“但现实上当局的改革是关键环节。当局不改，许多地方改不下去。”

　　这也成为深圳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评论道：“曩昔我们的改革总是一条腿快，一条腿慢，如今终于开始两条腿和谐动了！这也意味着，改革至此要涉入深水区了。”

　　“但这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提及2003年深圳市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个“高调”举措。据说，当时的市长公布深圳即将成为中国唯一推行“行政权三分”的试点改革城市，实现“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实行权，实行局只有实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的行政格局。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是这项制度的设计者之一。他回忆说，本身当时参与了中间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个课题。在深圳国土局的一个招待所里，他和其他20多人花费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公共行政管理体系体例改革”课题。

　　马敬仁说，大家当时都有如许一个共识：当局职能部门应该分为决策、实行和监督三大板块。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突发奇想地对本身的研究生说：“不如就叫行政权三分吧！”

　　在原先的设计中，当局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实行局和一个监察局。但出乎马敬仁料想的是，“部门越协商越多”，从最开始规划的3个决策部门，后来成为12个，最后变成了21个。

　　从这一点来说，最终的方案已经不再是当初意义上的“行政权三分”，改革也就此不了了之。据此，有媒体称深圳目前的综合配套改革是“迟到了6年的改革”。

　　“谁乐意本身的奶酪被动呢？”这位知情人士称。昔时他曾经劝告市里的决策层，不要过早将这套方案宣布于众，它毕竟要涉及很多局级向导的利益。

　　但这些说法均被蒙敬杭否认。他透露表现当时只是有个大致的思路，连拿到市委会议讨论都没有，“只是有些同道不郑重地告诉了媒体”，效果引发过度关注，导致了改革的短命。

　　不过，他承认短命的缘故原由之一是“行政权三分”的说法被外界误认为“三权分立”。按照深圳市社科院党组书记乐正的说法，昔时的改革，“是被你们媒体给炒糊了”。在此次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没有再出现“行政权三分”的提法。

　　“谁让他们那么高调呢？”深圳市当局一位局级干部快人快语地评价6年前那场短命的改革，“如许的事，稍微一传出新闻就会人心惶惶，反而不利于改革，而且这根本就不适合拿出来公开讨论。”

　　或许因此，蒙敬杭拒绝吐露这次综合配套改革中有关行政管理体系体例的详细实施计划。“这是高度机密，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说，“不过可以一定的是，一旦宣布就会在两个月内敏捷完成。”

　　“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改到本身头上来”

　　5月18日这天早上，蒙敬杭得到了正确的新闻后，首先通过秘书转告给了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不过，他坦言，市委向导并没有如记者想象的那样“情绪激动”。

　　“是忧虑改革受阻吗？”蒙敬杭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题目，只是透露表现，当然会有阻力和困难。这位改革方案的主笔甚至开打趣说：“一定有人在背后骂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颇有些出人料想的是，一贯乐于讨论当局施政路径的深圳民间，对此次的改革方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热衷。自称“深圳主义者”的观察人士老亨用“大好事”来描述这个方案的意义——这是对深圳的一次全新定位，不再局限于经济特区，至少是包括了社会改革在内的综合特区。但他同时嫌疑，改革政策能否详细地落到实处。

　　在深圳市当局服务大厅前，一位姓张的商人告诉记者，本身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改革方案启动的消息。这位广告商也表达了本身的忧虑：“能不能改下去呢？毕竟涉及那么多人的利益呀！”

　　至少从外观看来，现在的深圳市当局内部十分镇静。但一位当局官员用“暴风骤雨之前的镇静”来形容面前目今这种郑重而又敏感的气氛。他压低了声音说：“今年经济形势这么差，你看全国哪个地方改了？”随后，他又引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举措”的名言来表达本身的观点。

　　另一位本来许诺接受采访的公务员不知何故一时拒绝了记者。“你如今找谁都不会跟你说。”一位内部人士说，“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改到本身头上来。”

　　据分析，受影响较大的可能是区一级当局。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实现一级当局三级管理”的目标。中国城市现有的结构为“两级当局、四级管理”，即市当局、区当局、街道办和社区，前两者为行政当局，后两级为当局派出机构。外界推断，深圳将渐渐取消区当局，将它也改为当局派出机构。

　　对于这一变动，蒙敬杭透露表现并不会立即施行。据说当局内部已开过数次动员会，宽慰改革将涉及的公务员们，待遇和级别并不会改变。

　　“我们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一位官员以此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曾参与深圳市事业单位改革，经受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

　　无论如何，深圳涉向深水区的马达已经发动。5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市委市当局召开了全市贯彻改革方案的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刘玉浦透露表现要把推进改革的情况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紧张内容，对于推进工作不得力、不负责任、影响进度和造成紧张后果的，要严正追究相干责任。

　　“现在的改革早已不是30年前的改革了。当时是一片荒地，随便撒播点儿种子就能发芽。如今再想进步粮食产量，可不仅仅是浇水施肥或者改良种子那么简单。”一位内部人士意味深长地说。(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