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向导制”是“创新者”

　　中国特色的“集体向导制”，以其优秀的实践证实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伟大优胜性。基于“集体向导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和制度创新内涵，这一机制的比较政治上风可概括为：决策举动不翻烧饼、决策结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连续。

　　与美国的“小我总统制”相比，中国特色的“集体向导制”是当代国家制度典型的“后来者”和“创新者”，由于后者的制度产生时间要晚得多。但是“晚有晚的益处”，可以行使后发上风，创新更加当代的制度，创新更加天真的机制。事实上，中国的“集体向导制”显明优于美国的“小我总统制”。美国总统小我权力过于集中，分外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小我作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小我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

　　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制”，其松散的政党组织结构、孱羸的组织控制能力、低下的政党向心力和决策伶俐集成水平、“从天而降”(指全凭能言善辩、开空头支票，获得1/4选民的支撑即可当选)的国家最高向导人、对实质性题目的忽视和耽搁，使得美国的政治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总统推举制度可能是更明智的，也可能更愚笨。以奥巴马为例，他在竞选总统时向美国公开承诺，当选后将为美国创造5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07年美国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岑岭，为14604.7万人，而后一起降落，到2010年已经削减为13906.4万人。对这一数据奥巴马十分清楚，因此于2011年9月提出了4500亿美元创作育业的法案，企图为国民创作育业，但是国会就是拒绝合作，奥巴马对此愤怒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弗兰克林·恩格尔评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美国(政治家)正在筹划下一个推举的计划。即使是跨国公司的CEO也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评价不高，而中国当局得到的评价则远高于前者。事实也是如此。2002年中国确立了2020年周全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通过四个五年规划实现这一核心目标。经过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上了“两个台阶”，提前实现了2010年的目标，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上风。

　　“分裂”的华盛顿将“一事无成”

　　我们看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当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这是出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制约的考虑，每一个权力机构都不许可其他权力机构的触角进入本身的法定权力范围内。但是这一机制自己就有几种可能：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

　　实际决策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不同权力机构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制衡的一壁，更存在同一、合作的一壁。但美国等国家并没有如许的和谐机构和机制，因而就出现了相互对峙、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的征象。连奥巴马总统本身也提纲契领地指出这一事实，称“华盛顿将一事无成，由于华盛顿四分五裂”。

　　在当今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竞争，分外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而大国竞争的实质是决策能力的竞争，这就如同两军交战的背后是两军统帅指挥能力的较量；而决策能力竞争本质上又是国家决策机制的竞争。这并不取决于本国决策机制的好坏，而是取决于是否比对手更具上风。虽然美国是最早创立总统制的国家，但200多年前的制宪家无法预见今日激烈竞争的世界。这一制度的某些部分已老旧、僵化，即使是奥巴马深知这一点，也无法改革或应变。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靠和自我锁定。中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但也是最年轻的当代国家之一，有着极具创新力的在朝党。

　　中国要加强制度自发和自傲

　　只有比较才有鉴别。这对于我们打破所谓的“美国民主迷信”、“推举原教旨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中国政治自傲起到紧张作用。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就一向将中国共产党向导下的多党合作视同为“一党专政”，却忘掉美国总统是典型的“小我(总统)独裁”；他们也一向抨击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却忘掉小布什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即使已经错了，仍然不能自我纠正，更谈不上对伊拉克和美国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损失承担任何后果，支出任何代价。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人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远不如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信念，有自卑感，往往谈到政治、民主、自由，就“言必称希腊”，对西方充满倾慕感，认为自身落伍于时代，落伍于世界。这是毛泽东所指斥的《法门寺》里贾桂的心态，他主张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我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界上最重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作出了最凸起的减贫贡献、增加贡献和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集体向导制”不是一样平常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伶俐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从来就没有绝对“最好”、“最佳”或“最优”的制度或模式，也没有刻舟求剑的制度或模式；在实际世界中，只有“最适合”、“最适应”的制度和模式，也是赓续调整、赓续适应、赓续转变的制度和模式。

　　中国创新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集体向导制”，特别很是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极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十分适应于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考验和挑衅，也分外有利于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治理奇迹。当然，这一制度从来都不是没有缺陷的，更不是美满完好的，这就必要赓续改动、赓续完美、赓续提高。(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作有《中国集体向导体系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