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三件大事，说不定就蕴涵了一年的走势 

大胆预测2017年，中国将现经济滞涨？

  对一般企业来讲，转型不重要，升级才是你的本分

理念问题是关键，治通胀也需从理念下手

对话嘉宾：

杨树荫：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曹大立：浙江省政协常委、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

胡小平：中大集团副总裁、浙江省人大代表

吴雄伟：原博时基金董事长，现任深圳市华乐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兼CEO

2月26日下午，浙江产权交易所在杭州余杭举办的“企业家俱乐部”沙龙活动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笔者试以主持人身份，就各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以对话形式做一回顾。

开年三件大事，说不定就蕴涵了一年的走势

杨树荫：今年开年，有三件大事，说不定就蕴涵了我们一年的走势。

第一件事，是中东、非洲的局势非常不安宁。先是突尼斯，然后是埃及，最近是利比亚。这些使刚刚抬头的经济又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油价、金价等的飞涨加剧了通胀预期。

第二件事，新年伊始，2月8日，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就被逮起来了。据说他在推进高铁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按说一个部长下马，应该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为何有那么大的震动？就是人们由此产生了对国家性大项目的融资方式、建设方式、规划思路、规划理念等的反思，并由此引发人们对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第三件事，就是每年的省部级干部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主题往往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要切入点。今年的学习主题，我看一开头就是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问题，而且把各个省的书记，省长都叫去了，这也是我们今年工作很强烈的信号。

这三个事件本来是不连贯的，但联系起来看也能透出一些信号来。我们搞企业的，最盼望的就是稳定，比如说社会稳定、货币稳定、市场稳定。所以最近两三年，稳定压倒一切。这三个稳定，中央也是拿出魄力在所不惜，一定要实现的。按目前情况看，稳定还是排在发展与改革前面的，尤其是社会稳定。

主持人：谢谢杨秘书长为我们“识天时”，启思路，真乃是惟有胸怀天下大事，才能精细于本业之职。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货币战争硝烟四起，国内通胀压力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稳定是首要大事，稳定是基石。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将日益以民生为重，以幸福指数为本，以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要旨。铁道部刘志军案子势必引发顶层设计者反思国家投资总体理念和技术路线，这也许会对浙商的新拓展带来新机遇。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社会组织参与，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和更多的社会贡献。浙商尤其要注意不要盲目地追求速度与规模，而要讲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讲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的平衡。

大胆预测2017年，中国将现经济滞涨

胡小平：我发现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基本上是很有规律的走向了美国的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长波理论的创建者康德拉季耶夫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相互交替的规律，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而中国的经济大致处于一个典型的50年的长周期，从1968年到1992年，是国民经济处于低谷的25年；从1992年到2017年刚好是我们从恢复到发展的25年，加在一起刚好是50年。

我们长波的尾巴在哪里呢？2017年，恰好是上升期25年的尾巴。从静态分析来看，2011年到2017年，只要根本因素没有变，没有战争、没有大量的外部环境干预等，中国的经济应该还是处于上升阶段，这让我们看到一个未来趋势的变化。所以说，在2017年以前，还是比较乐观。

但是，到了2017年，我敢大胆预测，中国在那时很有可能会遇到滞涨的经济危机。

主持人：敢问胡总，您是应用了长波理论来预测2017年的经济滞涨吗？这是否有教条之嫌？

胡小平：不仅仅是一个长波理论。而是根据判断经济滞涨的几个因素来做分析的。

滞涨的经济危机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低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这个条件，通胀水平必须保持在5%---8%。经过这五年的沉淀，我相信，到“十三五”的时候，我们的通胀在5%以上是毫无疑问的了。

 那么高增长变成低增长呢？又需要另外四个条件：第一国债的发行水平；第二是赤字的水平；第三个要素，是减不减税，假如不减税，就有可能造成滞涨，而现在中国正处在加税的阶段。第四个要素，福利开支是不是增加？我们现在是走向了一个怪圈，一到民生问题，就政府买单，如此一来，福利开支有增无减。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模式问题。坦白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模式是“低价+出口”，“稀缺+进口”，“后跟+模仿”。如不抓紧转型升级，后续的发展值得担忧。

主持人：胡总的大胆预测的确令人警醒。在我们研判中国经济的舆论环境中，更应该提倡和认真对待的不是只会“打顺风旗”的正向思考，更需要的是冷静，是忧思，是前瞻。但我想，从“十二五”到“十三五”，还有五年时间，我们的调控和规划是否能够帮助中国经济避开 “高通胀、低增长”宿命的到来？

胡小平：未来五年，我们国家着重的手段还是货币政策，还是离不开凯恩斯政策，投资出口还是主题。

那么我的结论有三个：第一，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仍处于上升阶段；第二，未来解决经济的办法还是货币政策；第三，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还是靠投资、靠出口。

当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央还是不能一刀切，会一部分、一部分的发展，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轮动”。这是我的大致判断。

对一般企业来讲，转型不重要，升级才是你的本分

主持人：闻听胡总的一番话，不禁让人生出一种忧患来。能否抓住这个长波的“尾巴”，延续或者说再创新的辉煌，的确是浙商朋友要思考的问题。

胡小平：你要问我企业怎么办？很简单，企业的发展仍然是创新和转型。

事实上，接下来的五年是企业拉开距离的五年。在今后五年的发展中，第一条道路，是需要转型的。这个转型在我看来大致是“三二四”的比例。就是说，大约30%的企业就是要卖掉； 20%的企业要做大做强，开展以主营业务为核心的多元化；还有40%的企业要随着成本变化调整自己，形成“总部+生产”的模式。有这个比例以后，浙商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第二条道路，是三个创新升级；第一个创新升级是技术应用水平的升级；第二是商务模式的创新升级；第三个是产品的创新升级。

主持人：说实在的，所谓转型升级，这是高层管理者和企业家耳熟能详的老话了，十几年过去了，成效甚微。这其中的根由复杂。除了高层的制度供给、地方的短期行为和社会环境之外，对于草根出生的浙商而言，其“不熟不做”的产业路径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文化理念，使得其难以转向陌生产业，难以摆脱家族企业的一些桎梏。

曹大立：我的看法是，对一般的企业来讲，转型不是你的事，升级才是你的事，因为转型没那么容易。

现在的情况怎样？鬼子进村、老虎下山，民营企业只能算猴子，猴子要上树，这个上树就是升级。这个升级有很多内容，比如技术层面的，就算做矿泉水，也有不同。升级的事，确实是每个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再给浙商一个建议：一定要高度关注下一步的消费趋势。因为中央已经把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把辕马的位置从投资改成了消费。从政府的工作报告也可以看出中央在消费问题上，在民生问题上会加大力度。

杨树荫：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倒不悲观。从经济角度看，从企业发展看总体形势非常好。因为，从经济层面讲，用经济思路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太丰富了，去年年终我们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二了，中国有两百多种产品是全球第一名，这个不得了。

为什么我非常乐观呢，在去年终，发改委有个经济论坛，主持人问几位经济学家，2011年中国的经济大概是冬天还是春天？结果有的说是春天，有的说是冬去春来。我说，中国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有春夏秋冬，这对于我们企业家来说永远有机会。

当然，从经济层面来讲，这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这恰恰给我们企业发展带来机会。

理念问题是关键，治通胀也需从理念下手

主持人：杨秘书长说的中国经济任何时候都是四季常在，主要指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与产业梯度转移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但空间的腾挪依然以时间为坐标。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的差异会加快缩小的速度，信息化手段也会缩小原本隐藏的利润空间。在技术更新、产品更新越来越快的今天，企业间的竞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杨树荫：我觉得现在困扰我们企业和政府的，最要害的问题不是资本、不是技术、不是土地，不是厂房设备，而是理念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去国外购物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穷起来的富人，疯狂的购买LV，买奢侈品；还有一个就是买药、买奶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连婴儿都难以保护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情何以堪？

很多产品本来是有原材料、有市场、有消费，但是我们在这些方面这些企业的产品最后还是一败涂地，我感觉就是理念出问题了，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事实上，那种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讲求的是共赢，而我们的好多企业却正在走向共输，我们的奶粉就是个活生生的共输模式。

浙江的企业，最近阿里巴巴也是出了很大的事件，马云还是果断出手了，这又牵涉到企业价值观的核心问题，马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核心理念。所以，浙江民营企业在下一步要领先，首先要在理念上，在诚信构建上，要领先。

吴雄伟：有两个问题让我感到担忧。一个是美国有位隐形巴菲特，前段时间喊着要做空中国市场。现在看来，美国急了，原来想一步步推动人民币升值，现在不是了。要做空中国市场，首先从香港开始，所以我之前特别注意观察港币对美元的变化，现在很明显港币在升值，货币战争在悄悄进行。第二个问题是通货膨胀，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目前在搞紧缩政策，我认为这反而会助长通胀，因为资金成本提高了，有的企业拿不到钱了，供应量就减少了。

主持人：的确，国际上有一股势力在做空中国；而我们的调控是在别人搞定量宽松背景下的禁缩，实际上是在为别人买单。但是，面对汹涌的涨价潮，不出招显然是不行的。

吴雄伟：我们一直都在谈理念，但如果你没到那个层次，谈理念就是空谈。现在中国的企业春夏秋冬都存在，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想，谈理念，不仅是企业的理念，也应该提升到全国的理念。说实话，现在民营企业的环境不是很好，赚钱机会不多。出现了两个分流，一个是很多企业去东南亚那边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输出，像温州人输出到四面八方，长期下去，浙江经济的根都要留不住了。

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要解决通胀、用工荒等问题，还是要从本质上去解决，要让资金流向实体，政府要能够引导我们去升级，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主持人：吴董也是资本市场的操盘手，但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层面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仍然在于实业的强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说实在的，这些年来，许多浙商已经开始逃离实业，仅热衷房地产和PE，我不知道，再过10年，谁来为浙江制造续写传奇？如此下去，产业空洞化势必危机我国三十年来营造的经济大厦。

吴雄伟：就是从投资的角度看，我也还是看好制造业，比如铁路方面，还是充满机会；再比如化工，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单季效应，还有造纸、纺织，这些都是产业整合的受益股。

主持人：巴菲特曾经说过，“投资的精髓，不管你是看公司还是股票，要看企业的本身，看这个公司将来五年十年的发展。”我理解吴总的意思，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企业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发展亦然，在于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和前途。无论政策引导还是资源分配，都应以推动经济内生力的增长为要旨。我相信，“十二五”，中国会朝着这个目标有更好、更稳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