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全国首张可透支300万元的顶级信用卡——民生钻石信用卡隆重登场。而首批被授信300万元的钻石信用卡客户是以浙江省工商联徐冠巨会长为首的8位浙商。

银行信用卡对浙商情有独钟，《福布斯》等财富榜也对浙商青睐有加。仅以《福布斯》富豪榜为例，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浙江有9名；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名单中，浙商有17位；而2005年的“富豪榜400人”名单中浙商更是占了73位。

引人注目的还不仅仅是富豪榜。更令人刮目的还在于浙商群体的庞大。截止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而在省内和省外发展的浙商则达800万之众。庞大的浙商群体支撑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连年来，浙江省个私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浙商，不仅因其所创造的财富备受关注，其群体的庞大性与向外发展的扩张性等都使其无可厚非地成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商帮”。

而当代“第一大商帮”浙商最大的看点还不在于财富的创造模式，更在于财富创造过程中所体现的浙江精神与商业文明。“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100人”中，浙商就有21位。浙商，在成为“财富制造商”代名词的同时融入了更多慈善、责任的内容。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经指出：“浙商是浙江最亮的名片之一，已成为浙江的经济形象和人文形象，成为外省干部群众看浙江的一个窗口。”

浙商到底凭什么崛起，浙商的红旗究竟能扛多久呢？

浙商，传承商帮历史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大商帮”中大部分都衰落了，只剩下了以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为代表的“老浙商”还活跃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

而这里所说的浙商（新浙商）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具有浙江地缘的商人群体。

            浙商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商帮的几个要素。首先是浙商的原始资本积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截止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这还不算，浙商在省外的扩张与发展，在展示浙商资本实力的同时充分显示了其“游牧性”的特点。据浙江省经济协作办调查统计的数字显示：截止2003年底，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浙商（包括海外）就有500万左右；浙商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达2350亿元，对外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创造的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几乎等同于浙江省2004年创造的经济总量。

而浙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自发商会更是多达数百家；仅温州籍浙商，在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就有170多家。众多的商会组织成了浙商联系政界以及团结企业界人士的桥梁和平台，也成为浙商话语的平台。

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浙商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崛起了。若将这个群体的崛起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可以看出：它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强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浙商的崛起，使断层100多年的商帮文化“枯木逢春”，浙商崛起，历史意义深远。

浙商凭什么崛起

有必要探究一下浙商崛起的原因。往往，一个群体崛起初期最原始的法宝也是它将来得以发展最根本的武器。那么，浙商到底凭什么“杖剑江湖”呢？

穷且愈坚   草根浙商站起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曾经在笔者对他的一次采访中反问笔者：“浙商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未及笔者全面回答他的问题，孙孚凌副主席侃侃而谈说出了他的观点——浙商崛起在于一个“穷“字。

   “我认为是一个字——‘穷’。温州，包括浙江，都是因为‘穷’发展起来的。浙江人均只有四分地，温州只有三分地，人多地少，穷啊。而浙江人向来等靠要的思想少，非要自己拼不可。温州人更是如此。温州背靠雁荡山山脉，面临大海，很早就有人亲带亲、人带人飘洋过海去闯荡。他们为生存而奔波，闯练出了勤劳、创业的本事。再说解放以来，由于温州地处浙江与福建的交界，是两省的边界地带，又是台海前沿，国家投资少，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空隙地带。而温州人血脉里就有自己打拼的精神，在计划经济的空隙中奔波于全国各地做小生意，后来一遇上改革开放，不等、不靠、不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温州精神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结出硕果。”

孙孚凌副主席的一番话，以温州商人为标本总结了浙商崛起的内在动因——穷则思变，穷且愈坚。

的确，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大多数出生于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豪富榜的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生。这样的“草根”成分决定了浙商天生就具有敢闯敢拼的精神，而特别能吃苦的创业精神才是浙商崛起的内在原因。也因此，浙商在本质上就是是自生、自发的“民商”而非“官商”。

敢为人先     “出头鸟”飞出射程。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还在激烈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温州人已经戴着“红帽子”，前店后厂地干开了；温州之外的浙商也不甘落后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西天取经”——

1975年，为了解决横店农民蚕茧卖不出去的困难，时为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徐文荣受命筹办丝厂，从此开始了创业之路。到了2001年，横店集团名列“全国民营企业十强”的第三位；2002年排序“中国企业500强”第131位；此后一直跻身全国企业排序的前列，并形成了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和影视娱乐等三大主导产业，企业总资产已逾150亿元。

鲁冠球则于70年代末期创建了万向。30年时间，他把当时的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第58位、汽车零部件业第1位的大型企业集团；2005年，万向集团营业收入252亿元，利税12.4亿元，出口创汇8.18亿美元。三十年打拼，成绩喜人。

作为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冯根生更是在1972年就在杭州开始了国营药厂的改革探索。

正是有这么一批“早起者”，浙江才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因民营经济的发展令国人刮目。但“枪打出头鸟”的俗语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当年温州柳市的“八大王”就曾经因为“投机倒把罪”而遭受牢狱之灾。但勇于承担的浙商从未停止拼搏的脚步。对此，冯根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耐人寻味：    “  枪打出头鸟在社会上太多见了。我认为，只要保护好心脏（没有私心），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飞得快，飞得高，飞出枪的射程之外，就没事了。关键是怕这些鸟飞飞停停，生怕偏离方向被枪击中，老是回头看，结果还没在树上停稳，就被那些‘老枪’击中了。”

四千精神   市场通路闯出来。“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在全国“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就曾提到，假如浙江商人全部撤出，(那里的)市场就得关门歇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源缺乏、工业基础薄弱的浙江，乡镇企业或者农民小作坊的发展是得益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遍布全国的浙江供销大军的推动作用。正是有了百万供销大军的推波助澜，才有了“以销带产”、“以销定产”的“前店后厂”经营模式。浙江产业集群的诞生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超强的市场能力和庞大的市场网络或通路，至今仍是浙商最大的优势。

浙商闯市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温州人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时期。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时期。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成为浙江“四千精神”的实践者。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时期。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

值得重视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一直是浙商优势的市场能力日益受到挑战。国际贸易壁垒、反倾销等战火为“浙江制造”通往国际市场设置了重重关卡。

面对挑战，一向以市场开拓能力著称的浙商，在祭起品牌旗帜的同时切不可丢了“通路”和“终端”这些非常本质的东西。这里想提一下推销员出身的温州商人王振滔的经验：面对欧盟反倾销，王振滔领导的奥康皮鞋之所以能够沉着应对，就在于他们早早就构建起包括2000多家连锁专卖店、800多处店中店的市场网络。而高覆盖的市场网络在为奥康带来每年超过60%的增长率的同时，也博得了意大利最大制鞋企业GEOX的青睐。而与GEOX的双向借道又为奥康这个民营企业走向国际积累了自己的筹码。

抱团打拼   产业集群壮起来。

为什么曾经辉煌的晋商、徽商后来都衰落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晋商、徽商都未形成雄厚的产业基础。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的“簇群经济”，这种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产业集群成为浙商发展的良好基础与后盾。

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从专业化类型看，有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浙江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这正是25年来“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浙江产业集群的精神支柱或者文化基础是浙商的“抱团精神”。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是浙商“抱团打拼”的产物；浙江省内5000多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再深入分析下去，发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构应有的大力支持。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来自于民间强大的金融支持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至少是浙商发展初期）80%是靠民间借贷的。浙商“抱团打拼”，硬是撑起了以产业集群为特色的浙江区域经济。

浙商基业如何常青

关注浙商这个群体，常常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浙商的红旗还能扛多久？

提出这样的设问是因为浙商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浙商的市场先发优势已经不再，而浙江这个资源小省在土地、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原材料上涨、宏观调控背景下资金紧张，全球化时代竞争加剧等等，使浙商面临更大的挑战。

危机中应变。浙商的智慧在于总能够从危机中觅得商机。“什么缺就做什么”甚至成了浙商投资的风向标。

比如连续的电荒，反而刺激了民间电力投资。2004年1至10月，温州本土民间电力投资4.15亿元，同比增长达161.2%，成为电力投资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而台州的中国星星集团投资4亿元建设台州椒江大陈岛风力发电场，首开全国民营企业投资风力发电先河。

浙商在省内积极探路，省外更是全速挺进，实施“北伐、西进”战略，挖掘能源商机。王荣生，一个三十多岁的温州女老板，抛开皮鞋生意，转攻石油。在西北一角洋安投资200多万元，首先买下三口油井。如今，在陕西等地的浙商投资石油开发已近百亿元。除了石油，浙商还未雨绸缪进军煤炭领域，仅在山西省就承包了400多个中小煤矿，年产煤矿8000多万吨，占山西省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任何时候都能主动应变、变危机为商机。这是浙商所追求的，也是浙商基业长青的一大法宝。

游牧中发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是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2004年提出的口号。这样的口号令浙商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早就是这个口号的实践者了。省外500万浙商，设立市场主体近80万家，对外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在外浙商创造的销售额几乎等同于再造一个浙江。这样的数字充分体现了一个商人群体的扩张能力。

主动跳出地域局限，站在全国、全世界的平台参与资源整合。这是浙商与时俱进的表现。

回顾起来，浙商外出创业的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末至90年代初，浙商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100万左右。

    上世纪90年代，浙商在外主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村”、“义乌路”、“台州街”等，并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浙商在外人员达207万左右。

    2000年以来，浙商在外主要是“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跨区域投资，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据调查，截止2003年，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到400万左右，其中经商办企业人员约200万。

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浙商在“游牧”国际、国内市场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成长的天花板。

一句话，“游牧”的过程就是资源整合不断提升的过程。永远保持这种“游牧”能力，保持一个商人群体的战斗性是其活力不衰的有效途径。

创新中提升。当“蓝海战略”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时，浙商依靠成本优势和价格战略取胜的“红海”竞争模式已经开始为浙商舍弃。

但“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口号喊了多少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当浙江重化工业之路受挫之后，新的产业路径至今仍不明晰。

产业路径的突围首先在于思想观念的突围。越来越多的浙商认识到：产品创新固然重要，商业模式、思维模式的创新同样可以带来浙商群体质的飞跃。

比如，借力资本手段实现产业突破就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创新。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就是通过资本之“桨”实现产业布局的高手。他先后收购了昆明制药、武汉健民这两家上市公司，又收购了10多家国营药厂，完成了特色资源药、植物药、中药的三大平台的搭建；终于使医药产业成为华立集团的核心主业。

“汽车狂人”李书福不仅以执着的产业精神谋求在汽车市场上的话语权，更是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自己10多年汽车生涯的大蜕变。为国产汽车的自主知识产权史写了了漂亮的一页。

在IT领域里，分众传媒的技术一定不是最领先的。但董事长江南春创新了一种商业模式——“只做渠道,不做内容”，打造“中国最大生活圈媒体群”。仅仅是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他本人也成了美国纳市的新贵。

当然，列举这些成功案例并不是说浙商可以放弃科技创新。事实上，这事关浙商未来发展大计。但这一点，也恰恰是浙商的软肋。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产业，浙江也曾经是强省，从制造强省到几乎全线撤退  ，很大程度在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够；IT领域，马云是靠商业模式的优势而风靡商界；陈天桥是靠代理别人的游戏成为曾经的首富……但都面临着下一步如何依靠技术壁垒的提升而“独步天下”的问题。

浙商，需要江南春式的模式创新，同样需要邓中翰这样的中国芯突破者。

         自省中超越。改革开放26年来，浙商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浙商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内纠错机制”，也就是浙商能够在发展中不断自省，不断自我超越的自循环机制。

比如对家族企业的瓶颈突破，许多浙商留下了大胆“革命”的佳话。当年陈金义“拿”下30多位家族成员的“企业革命”，南存辉稀释股权的故事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企业管理的偏差要纠正，企业家在发展之后无形中产生的浮躁之风更要警惕。

    比如，坊间曾经传说：山西浙商的挖煤团，原本与当地的矛盾并没有那么突出，但一些浙商在欠发达地区住豪宅、开名车，招遥过市，显富露富等作派影响了浙商务实低调的集体形象，也刺激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

另一方面，人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浙商热衷于“经营政府”，爱打“擦边球”，以投机心态走短线战略。而另一些浙商则在发展之后自我膨胀、盲目扩张，患上了“虚胖症”，以至于资金链断裂而无力回天。

综上所说，浙商，与其因聪明而骄傲莫如因理性而受人尊重，因理性而抵挡诱惑，因理性而保持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要使浙商真正做到基业常青，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使浙商从纯粹的利润追逐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追求。

只有当“利”与“义”的追求趋向一致与共赢的时候，其追求才真正具有了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