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市场环境的转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要素制约的加剧，浙商在传统的工业领域的竞争力上风渐渐丧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浙商不容错过。

第三次工业革命：浙商是冲浪照旧观潮？

文/杨轶清

最近，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文停止言,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如许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称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闭幕。对于处在艰难转型关键时刻的浙商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潮奔涌而来。我们是站在江边观潮？是迎着潮头冲浪？照旧被滔滔大潮卷走？

与我们一样平常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一个极新的时代。近年来, 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这种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复活产工具就是所谓的“3D打印机”, 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庖代传统的车、钳、铇、铣，推翻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体例。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2万多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

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赓续地快速降落，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复活产工艺能知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耗者与消耗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转变。一种可能的趋势是，曩昔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近的一些调查表现，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预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爆炸当量到底有多大？如今只是依稀听到潮声的大潮水到底什么时候汹涌而至？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对于本来在制造业领域拥有比较上风的浙商来说，这是一个必要高度关注的旌旗灯号。由于市场环境的转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要素制约的加剧，浙商在传统的工业领域的竞争力上风渐渐丧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浙商不容错过。

首先是要有“换档换跑道乃至换车”的勇气。

让“创新的浙商”跟昔时“创业的浙商”一样成为我们的文化。相对创业精神来说，创新并不是我们的强项。如何超越跟踪模拟和同质化竞争，让自立创新和协同创新成为主流。比以往任何都更加迫切。

其次是如何辩证看待上风和劣势？

比如劳动力成本题目，对于浙商来说，不能一向停顿在低成本低附加值上。也就意味着不能被动地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是如何通过薪酬上风来建立产业竞争上风。

从世界范围的经济史观察，工薪高的地区，经济发达竞争力强。其中的理由不难理解：只有工薪高、人力贵，用高新技术巨额投资用机器替代人力才有钱可赚。假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太贱，花大钱购买高新技术昂贵机器来替代廉价的劳动力会折本。

战后日本在六十年代初期确立了一整套高工资、高福利、高增加的模式，终身雇佣、全民医疗保险等等制度也周全睁开。这套政策带来了“敢死队”式的劳动阶层，大公司的工薪阶层以当代军人自许，直至“过劳死”征象的出现。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人在高工薪的奖励下，会努力到危险本身的程度。

三是政府角色和定位的转变。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政府风俗了寻求增加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加模式，恰好与小型化、柔性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风俗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撑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在这方面，浙江各级政府的基础和传统较好，有条件创造更具相对上风的区域性营商环境。（作者系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实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