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的转变，浙商创业之初和成功之时的许多条件已经消散和正在消散，浙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衅。从现阶段浙商暴露出来的缺陷和将来的趋势要求看，“去草根化”是浙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义务。

浙商“去草根化”任重道远

◎杨轶清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第一代浙商重要的天然人来源来自于农夫，农夫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紧张供给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较早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浙江省私营企业主调查效果表现：出生地为“州里”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称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夫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以首届“风云浙商”评比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背景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农夫出身的7位，初中及以放学历的7位，自力更生的9位。可见，所谓“浙商九成苦出身，80％出生于农夫”的说法，并不夸张。

与同期全国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指标相比，浙商的“草根化”色彩更光显：1994年，浙江私营经济重要指标已经排名全国前列，但浙商的平均学历显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私营企业主，而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浙商的四级学历均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只占浙商总数的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2％，高学历段浙商比全国平均低了1/3左右。

在草创阶段，这些“离市场最远”的人群恰恰是机会成本最低，同时也是具有雄厚“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的群体。所以浙商集体创造了先发上风和文化上风。但随着环境的转变，浙商创业之初和成功之时的许多条件已经消散和正在消散，浙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衅。

比如：“四千精神”是典型的浙商精神，但假如把浙商精神只概括为“四千精神”就不周全不正确。“四千精神”的核心是“肯吃苦”，从长远来说，把浙商精神简单地归结为“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现阶段浙商暴露出来的缺陷和将来的趋势要求看，“去草根化”是浙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义务。

一、浙商文化价值观的有机更新

由于早期浙商大多数出身于“草根”，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比如公共意识不足，举动规范性较差，社会角色意识欠缺，价值创造能力和文化塑造力弱等。

要建立更加开放和兼容的心智模式，而价值观的转型是突破心智模式局限的前导。从自我或个人为中间向社会责任协调共生的理念变化，有助于文化资本发育提拔软实力。客观地说，与国内偕行相比，浙商在这方面并不落后。但新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确立巩固既有上风，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二、浙商知识系统和学习机制的有机更新

“有文化没知识”是浙商的闻名悖论。上文的统计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非编码知识，即隐性知识，也就是各种诀窍类知识，在浙商知识总量中的比重较高，这是浙商人力资本的明显特点。这些知识形态包括：工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祖传手艺、商业习俗、生意经，以及共同的产业选择等。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不但填补了他们受教育偏低的不足，而且吻合他们信息传播的偏好，因而学习收益很高。

浙商的这一学习机制在市场早期有用度更高，在市场竞争进入到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一特定的知识系统和学习机制必须有机更新，否则就会陷入机遇导向和经验型决策的泥淖。

三、以“革本身的命”的决心，避免浙商小我能力成为组织能力的上限和瓶颈。

企业家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呈现动态配比关系：一样平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小我能力大于组织能力阶段；小我能力与组织能力匹配阶段；以及小我能力小于组织要求阶段”。

显然，第二阶段处于理想状况。若第三阶段不能有用突破或长期处于第一阶段，企业的危急就会蕴蓄。一旦外部力量剧烈起伏，危急可能恶化或爆发。此次金融危急中破产倒闭的浙商企业，均属于这两类情形。要避免小我能力成为组织能力的上限和瓶颈，只有两条路：其一是企业主能力赓续提拔；其二是企业的命运不依靠于老板一小我。而这两条，都是草根浙商不小的挑衅。（作者系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实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