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经济增加乏力，曩昔的成功经验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浙商何去何从？如何完成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华丽嬗变？

　　6月15日，由《浙商》杂志、浙商全国理事会主理的2013第十届浙商(投融资)大会在杭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民营企业家、闻名投资人等2000余人出席，共同把脉全球变局下的发展大趋势。

　　新型城市化怎么走

　　“21世纪将出现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城市化，另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

　　这是1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一个观点，他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构想，正像电影大片一样在中国各地震撼上演，而且赓续活着界经济危急中得到印证。

　　将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新型城市化，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新型城市化不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比如眼下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就有拿这个概念说事儿的怀疑。

　　“城市化是发展的效果，而非发展的目的”，对于城市化的房地产机遇，投资者和市场体现得可能有些过于乐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卫龙宝说，搞房地产的人盼望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推进热度可以理解，但要说由于新型城市化又可以火了，他不同意。

　　新型城市化，究竟该由当局照旧民资来唱主角？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民说，当局和民资不能错位唱主角，当局不能欲速不达，更应该主导一些类似于公园、医院这类公益性和基础性的事业，投资上的事可以让民资来主导。农夫进城带动房产需求是必然的，供需两旺的房产热是完全正常的，但炒起来的需求不正常。

　　当然，人才也是关键。“我前几天到安徽一个农业公司，创始人1984年开始销售菜籽，后来搞起了蔬菜研究所，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原动力，看到了将来发展的盼望，新型城市化就必要如许的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举例说。

　　金融变革纵向深入

　　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金融业的规模赓续强大，基本确立了在全国各省中营业发展领先、改革创新领先、服务效益领先、运行质量领先的“金融强省”地位。“十一五”期间，浙江金融业实现了持续高速增加，金融增长值占GDP的份额从5%增加到8.4%，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省域经济首位。

　　但是，浙江“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和“民间资金多，投资难”这“两多两难”的题目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中小企业和民间资金两头未能有用对接，各种渠道的连通仍不够通顺，因此，必要各界赓续改革现有金融系统中的不足，革故鼎新，研发各种适应市场的金融运行机制和产品。

　　对此，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李扬提出，无论是新型工业化照旧城市化，都必要投资，必要资金的投入，而且是长期资金的投入。因此，浙江发展长期债券市场，尤其是市政债券市场显得刻不容缓。

　　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王永昌则透露表现，就全国金融行业而言，浙江省有两个紧张改革基地，一是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二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部门实施各种行动，切实推进金融改革，一方面是要进一步深化已经实施的金融改革，另一方面是要继承推进金融创新。

　　下一个十年靠创新

　　当发明了数码相机的胶片业霸主柯达败在数码影像时代，当拥有最早的智能手机操作体系的诺基亚在智能手机世界举步维艰，我们或允许以更深刻地领会福特公司前总裁亨利·福特曾说过的：“不创新，就消亡。”

　　创新对于拥有创业创新血统的浙商来说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盾安控股集团总裁吴子富则认为，谈“创新驱动浙商先行”，首先要认清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今天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这是个数字化和技术化相结合的时代。包括融合了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移动互联网等元素，而把原来所不能打破的产业边界都打破了。 “在如许的大趋势前提下要有本身的核心营业和核心上风，如许的话就要打破许多思维，比如创新不能围绕产业链的创新，而应该围绕需求链的创新。”吴子富说。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提到两个趋势性的创新行动。首先是用户体验的创新，体验经济将会成为特别很是紧张的方向；其次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全球资源意味着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如何在中国商业的模式基础上提拔竞争力，这是一个题目。”

　　而奈斯比特则认为，更多的创新应是基于原先存在的一些发明创造的创新，“以中国制造业的情况为例，我们必要认真地去思考中国将来前进的方向。”

　　“中国要发展应该追求本身新的方向，应该去发展像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电动汽车，要探求跟西方在统一起跑线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又是将来世界发展的新方向。”奈斯比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