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在上海的经济社会舞台上,崛起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南浔商帮,人称“浔商”。所谓浔商,是指浙江湖州南浔籍商人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作用下,组建起来的一个地域性经济群体。从广义说,浔商是湖商乃至浙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浔商之名,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来源于古代“南浔商人”“南浔丝商”等称谓和近代活跃于上海等地的“南浔商帮”的简称,其中又以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南浔丝商群体最有代表性。浔商,是浙江近代经济社会史上颇具典型的个案。对于他们的兴衰沉浮及运行轨迹,以往史学界有所讨论,褒多贬少。毋庸讳言,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使浔商很自然地带有传统儒商的特征。浔商的鼎盛时期,是在上海开埠以后,他们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在中国生丝外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许多浔商最初就以洋行的“丝通事”或买办的身份活跃于十里洋场。他们开了中国商人风气之先河,主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还有些人到外国考察、留学,接受西方的理念、文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徽商、晋商等其他商帮。因此,浔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商,而是在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大背景下,以其特殊的开放模式所形成的近代新儒商。浔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与南浔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的繁荣、文化内涵的深厚有关,也与他们良好的团队素质有关。这种良好的素质,也可以称为商家的人格力量,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随着岁月沧桑的变迁,浔商数罹磨难而雄风依然,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格特征。

一、接轨上海，志存高远

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树也,水之源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浔商生活在长三角最富裕的杭嘉湖平原,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蚕桑丝绸产地,而浙江的湖州是最古老的源头之一,据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丝织品鉴定,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早在南宋时,南浔已是“水陆冲要之地”“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到了明代中叶,辑里湖丝声名鹊起,列为御用贡品,蜚声京都,远销海外。辑里湖丝闻名以后,南浔周边以及邻近一带,乃至更多的地区都竞相仿效,所以它实际上成了中国优质蚕丝的代名词。但清代公行时期(1757—1842),对外贸易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南浔的一些丝商先驱者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漂洋船南下广州,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贸易。由于漂洋船带出去的辑里湖丝远销欧美各国,因而他们对海外的生丝行情、信息和运输网络了如指掌。上海开埠以后，1851年辑里湖丝荣获伦敦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开启了上海与南浔频繁的商贸交流；如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頔塘水道，串起了上海与南浔紧密的人文联系。一批敢闯敢于的南浔人，带着故乡的润泽和滋养，驰骋于上海滩，为丰富多彩的上海近现代文明留下了深刻的南浔印记。,他们敢为人先,,凭借辑里湖丝之优势,很快占领了欧美市场,风靡世界。据统计,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四年,辑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1847年,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广州海关(1882—1891)报告》:“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南浔镇上崛起了一批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为代表的巨贾富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他们在家乡建造了一座座集“大气、财气、洋气、文气”于一体的豪门名宅、私家园林，留下了众多的中西合璧、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文奇葩。他们的财产总额达6000~8000万两,相当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富可敌国。正如晚清状元张謇在《南浔刘公墓具慧眼,志铭》中说:南浔丝商“累巨万之家,以十数计,巨万百计,万者不可胜原^①。”2023年南浔区举办的《沪上浔迹——百年建筑中的南浔接轨上海记忆》图片展，撷取了部分目前还留存在上海、与南浔乡贤有着密切关联的百年建筑，雕栏玉柱的豪门大宅、曲径通幽的藏书楼阁、隐约轰鸣的工厂机器，都在讲述着南浔人的传奇故事。这些建筑历经沧桑和风雨，呈现了上海与南浔密不可分的文化情愫和时代烙印，可称誉为诠释浔商文化精神的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卷。

当时江南的盐业亦很赚钱,但无论淮盐还是浙盐,都由官方实行专卖,南浔商人本难插手,但他们,趁战乱之际依托官府大兴盐业。久而久之,盐业便成为浔商的又一大支柱产业。如南浔“四象”之一张家盐业包销范围跨越浙北、苏南与皖南的10多个县,并都设立了分支机构,称为“盐公堂”,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掌管名地盐公堂大权,故有“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之说。同样,南浔“四象”之首富刘镛在上海经营丝业致富后,也于同治元年(1862)开始业盐,设立扬州盐场,成为淮盐巨头。由此可见,浔商的经济头脑十分清醒、活络，善于“随机应变”,始终关注着江南乃至全国的大流通、大格局,尤其是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人们称誉浔商在业丝致富之后,将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大力拓展经营领域,投资缫丝、棉纺、造纸等近代工业,还涉足房地产、金融、交通、娱乐等等^②。可以说，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近代浔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接轨上海、志存高远。

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

浔商与生活相对安定的传统农民相比,具有一种流动、外向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不论是借鉴日本经条工艺的经验，创造出名噪一时的辑里干经，还是在西方工业的影响下投资兴办近代工业，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吸收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很多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科,在引进外来文化中起了引领作用。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传统商人所欠缺的。

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可称为浙江近代工业的开创者之一。庞元济年轻时赴日本考察回国后,痛感引进国外先进的缫丝技术已迫不及待。因此不遵父训,与丁丙合资在杭州创办通益公纱厂,1897年正式开工,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工业企业之一;1989年,庞元济又与丁丙合资,在杭州创办世经缫丝厂,成为浙江民族资本产生阶段的著名企业，次年又与丁丙合资,在塘西创办大纶制丝厂(1928年扩资改为崇裕丝厂)。他还涉足造纸厂、电灯公司,在上海收买外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大量股票,投资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

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在同治十二年(1873)对辑里湖丝进行了第二次改良,主要是周昌炽仿照日本东洋经的加工方法,改苏经顺摇为逆摇,制成辑里干经，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一次变革,受到洋商青睐,功不可没。至其孙周庆云时,率先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大办丝绸工业、机器缫丝业。1914年,周庆云在杭州创办天章丝织厂;1921年在天章丝厂内增设缫丝部(后改称天章丝厂),三年后扩充产丝200担,成为民国时期杭州三大丝绸企业之一。1925年,他接办湖州大通丝厂,改名湖州模范丝厂,聘请赴欧考察回国的南浔人李佑仁任经理,创制“模范”牌厂丝。是年，还在嘉兴北门开办原生丝厂,其中大部分采用意式直缫机。还参与投资浙江铁路公司和浙江兴业银行。这既体现了周庆云自我的不懈追求,也体现了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

而早以“丝绸大亨”著称的南浔区双林人莫觞清从1903年起步后,在数年间投资开设和担任总经理的丝厂达10余家,最高峰时拥有丝车250余部,职工7000多人,年产丝500担,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缫丝企业家。但他没有止步,又与女婿蔡声白联手打造了一个更大的“丝绸王国”。这在现当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小说《子夜》里有所反映。有文学评论家认为,茅盾的远房亲戚卢鉴泉和莫觞清、蔡声白等一批近代沪浙资本家其实就是小说《子夜》主人公吴荪甫的生活原型。莫觞清、蔡声白的“美亚绸厂”后来成为当时上海最负有科学管理声望的工厂。1944年,蔡声白组织成立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丝绸业联合会,成为上海丝绸界的领军人物。

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把内销变为外贸。由于浔商依托当时最开放的上海,通过外贸与洋商交往,使他们较同时代的其他商人更显得思想开放,观念超前。当时南浔的一些富商纷纷出国留学,有的子女与外国人联姻。“四象”之一顾家第三代的顾联承在兴办缫丝厂外,还大胆引进西方的娱乐业,在上海与人营造了“东方第一府”———百乐门大饭店舞厅,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综合体娱乐场所。后来还创办了百乐门体育会和华东足球场。更引人注目的是,至今南浔古镇留存的很多古建筑,在保持中式传统风格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的新潮精华,使南浔几乎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中西合璧历史建筑的博物馆。这说明百余年以前,当国人还留着长辫、裹着小脚的时代,南浔商人已超越自我，开放包容，海纳百川。

三、以义取利，恪守诚信

诚信是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之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浔商大多奉行“诚实守信”的哲学，以义取利。如南浔“四象”之首富刘镛初营丝业时,因本钱尚薄,便与“八牛”之一邢赓星合资开设丝行。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都由刘镛“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①。”特别是邢赓星死后,丝行一如既往仍由刘镛掌管,邢家子弟则坐享分成。后来两家分割资产时,刘镛公正无私,可见其诚实可信、精诚合作的良好商德。刘镛的良好商德得益于伯舅王父的熏陶。当时,刘家的丝行已门庭若市,刘镛亲自验货、掌秤,王父常在一旁观看,并时时劝诫,“营商当务其大者、远者,乡民辛苦累月,博此区区,何可占其便宜,以欺人而自欺乎”? 这些痛切告诫,刘镛“暮年述之犹涕泣也^②。”而“八牛”之一陈煦元的创业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深受沪地丝业同行的敬重,也获得外商的信任。正如周庆云《南浔志》说他“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依之如长城^③。”可以说,被称为南浔“四象”的豪门望族,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浔商,也大多视诚信比金钱重要。他们深信“至诚无息,不自则之”的哲理,机智而不小气,厚实而不排外,不愿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体现了一种儒商大贾的风范。因此,他们在经营的具体行为上,乃至每一个细节,都特别讲究信誉和质量。

浔商具有强烈的质量观念,吸收了西方的商标意识,注重市场调查,打造精品名牌,可谓脱颖而出,独领风骚。如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沈天长丝经行的“双燕”牌很出名,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二等商勋,清廷赏赐沈秉钧六品顶戴。后来,沈氏的“双燕”牌商标出租给“八牛”之一邱茂泰丝行,每年可收租金5000两。而浔商以“诚信”为经营之道,“八牛”之一梅家的表现更为淋漓尽致。为了保持质量的持续稳定,梅家在南浔及周边各村建立收丝与做丝的“片户头”,将收购来的辑里湖丝按质量分成若干等级,交给“摇经户”复摇整理,分片包装后外销,并制定了详尽的赏罚制度。清宣统元年(1909)梅家的“绣麟”“黑狮”“飞马”“梅月”“梅石”等系列品牌均获超等奖,为南浔,乃至全国同行之冠。宣统三年(1911)和宣统七年(1915),又先后获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一等奖、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等殊荣,成为辑里湖丝在国际丝绸市场上诚信和质量的象征。当时各种商标的使用在杜绝假冒伪劣现象的同时,对商家自身也起到了监督作用,促进大家自觉以诚经商,以质取胜。对于梅家而言,诚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种标榜,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准则。

当时,我国的生丝外贸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和监督机制，即使失信也不存在惩罚机制,唯一可靠的就是诚信和道义。生丝出口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信誉和质量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浔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能使各国的外商都感到极其稳定的信誉度,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界同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靠相互间的诚信和道义,以及对外交流、“双赢”原则等等,使浔商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的优势,给中国商业文明平添了很多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注入了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上编.P3.

②刘锦藻《先考通奉府君年谱》

③周庆云《南浔志》卷21.人物4

四、回报社会，慈善情怀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南浔商人具有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怀和相依相伴的乡土情结。他们上报国家,下济族人和乡亲。有关这方面的口碑,流传最多的还是“四象”之首富刘家。刘镛虽家财万贯,但平时生活节俭,甚至一般生病也不求医买药,但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却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如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海门发大水,刘镛捐巨款救灾。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发大水,湖州受灾尤重,刘镛租了轮船从安徽芜湖购米万石,为了安全,他向安徽巡抚求助,借炮船一路护送到达湖州救济灾民。光绪十六年(1890),春赈结束后,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创办平籴局,集资固堤。光绪十七年(1891),河北大旱,他又租大批棉衣赈灾。刘镛临终前立下遗嘱,将部分遗产变卖购田设置义庄(慈善机构),并订立了详细的使用条款。

刘镛深知“聚财虽难,失之更易”的哲理,不仅起了一个表率作用,而且教诲后人薪火相传。其孙刘承干继承祖辈乐善好施之家风,曾刻了一枚“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佩带身上,作为警戒。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施行了诸多善事。有一年,刘承干回乡祭祖,下船时见有贫苦孩子乞讨,动了恻隐之心,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那时,一元大洋算得上是大钱了,可买十几斤大米。这风声一传开,以后他回乡,身后总跟了一群贫苦孩子,而他来者不拒,照例给每人一元大洋。

南浔这些富甲一方的商贾,除刘家外,其他望族也都博施济众,热心回报社会。如“四象”之一张家在徽州、常熟等地购置义田3000多亩,所收全部用于赈灾济贫。民国十二年至十七年(1923—1928),湖州、南浔地方捐资顺建頔塘运河,“四象”之一庞家不仅带头捐款,还承担了竣工时尚缺的三万余元。庞家在南浔开设的庞滋德国药店,若穷人无钱买药,只须到庞家账房讨个“经折”,到药店记上一笔即可取药。南浔“八牛”之一陈煦元一生勤俭,扶贫济困,赈灾助难,兴办育婴公所等社会公益事业,是出名的“陈善士”。从清光绪二年(1876)起的五年中,他共捐资21万两,赈济山东、河南、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灾区。特别是从光绪七年至十四年(1881—1888),前后独资或募资修筑自上海川沙至杭州的沿海海滩210里,其中修建桥梁47座。

南浔商人在救贫济困的传统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民间慈善机构,并已呈现规范化制度化的趋向。如设在上海的南浔公会制定了《南浔公会章程》,共三章二十九条,并公举干事会,下设执行部,以及交际、调查、文书、会计、庶务等五科。而老人堂、育婴堂、施药局、义仓、承济善堂、游民习艺所等慈善公益组织,也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一系列规范化的制度。可以说,南浔近代慈善公益事已从传统走向现代,且辐射出色彩缤纷的多元化元素,其立足的基石就是博爱天下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们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倡导、鼓励、扶持和表彰,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相助和支持,所涉及的范畴和内涵已远远超越了南浔商帮史上的传统时期。一方面,他们广泛地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在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的演变中,既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取西方的慈善福利观,从而把慈善公益事业的帮贫、扶困、赈灾等救援弱势群体的传统理念,升华到“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时代高度,把一个永恒的“爱”字大写在历史的长空。

五、读书积德，崇文重教

南浔张静江故居正厅里有一副抱柱联，上书“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据说此联是张颂贤请翁同龢题写的,作为张家的座右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书积德就是浔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南浔自古历史文化底蕴极其丰厚,浔商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崇文重教的文化情结。鼎盛时期的南浔是金银如山,书声如涛,许多儒商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浔商文化是特有的南浔商潮的产物,文化的昌盛反过来推动了商海的滚滚波涛,不断提升着南浔商人的德性和品格,至今仍值得我们审视、研究和思考。

南浔“四象”之首富刘家的嘉业堂藏书楼,累计集书60万卷,18万册, ,是中国近代传统藏书楼兴建最晚、规模最大、结局最圆满的绝响，堪称南浔文化的“封面”。刘承干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而且精椠秘笈、珍本善本比比皆是。宋椠元刻、稿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其三大特色,而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堪称“镇库之宝”。正如郑振铎所言:“嘉业之书,论版本或不如瞿、杨两家及适园之精,论有用与罕见,则似较此数家为尤足重视^①。”值得一提的是,从清代中叶起,南浔古镇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石铭的适园“六宜阁”、庞元济的“半画阁”重楼、周梦坡的梦坡室、严之照的芳草馆等私家藏书楼。当时南浔藏书之富,珍本之多,不仅为湖州之冠,且名满江浙,蜚声海内。这足于佐证南浔富商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之丰厚。但遗憾的是,到了民国时期,这些藏书楼历经岁月的风雨被摧残殆尽,至今只留下些许意味深长的思考。

浔商中有很多人倾心文化研究和收藏艺术,古籍碑刻、书画诗词、文物考古,无不涉猎。他们刊印目录、编史修志、建造书楼、构筑藏馆,蔚然成风。如从明末潘化首次修志起,至民国时期,先后编志达10余部。南浔“四象”之一的张石铭家族一门三代出了四位收藏家——藏书家张石铭、张芹伯,古钱币收藏家张叔驯,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张葱玉。“八牛”之一的藏书世家蒋汝藻广泛搜罗名刻精本,散尽千金为藏书。“四象”之一的庞元济既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又是著名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尤以收藏书画冠于东南,雄视群论。清宣传元年(1909),他编印《虚斋名画录》16卷,收录历代名画538件,其中唐、宋、元三朝名迹约占三分之一。16年后,又编印《虚斋名画续录》4卷,收录名画200件,可称誉为近代画界著录最丰之作。还编印过《历朝名画共赏集》和《中华历代名画记》两本外宣画册,备受欧美书画艺术家和收藏家的青睐和赞赏。此外,庞氏亲属还合编过《名笔集胜》5册,每册收入名迹16幅,共计80幅。与前几部画录不同的是,这套《名笔集胜》配发了名画的图片,使读者能近距离欣赏和品鉴古画^②。

浔商及其后裔中,除刘家、张家、庞家、顾家外,从事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的还大有人在。如书画方面,南浔“八牛”之一的金家,从金城这一代起,可称为当之无愧的艺术世家。其中金城是民国时期北派画坛领军人物,1920年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和参与过四届中日联合画展,著有《北楼论画》《藕庐诗草》《画学讲义》等著作。其弟妹都热爱文化,性喜艺术,或绘画,或竹刻,或收藏,个个卓有建树。而著书立说方面,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后裔、著名儒商周庆云毕生爱好诗词、书画、收藏,著有《浔雅》《浔溪诗征》《浔溪词征》《浔溪文征》《两浙词人小传》等45种、469卷。晚年把实业交给子孙管理以后,自己则致力于乡邦资料文献的研究、整理和编辑留存。1922年,编印《南浔志》60卷,附《南林撷秀录》一卷(简称《周志》),记述范围和内容比以前其他镇志更丰富,更充实。他还先后当选两浙盐业协会会长、苏五属盐商公会会长,通晓盐政历史,著有《盐政通志》100卷,为我国盐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浔商在热心文化事业的同时,还积极兴办、赞助教育事业,可以说这是近代儒商的一个重要特征。如维新变法后,南浔“八牛”之一的金焘就把七个子女全部送到欧美留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亥革命先驱庞元澄在南浔创办浔溪公学,聘请杭州社会名流叶翰为校务主任,教师都为佼佼者,如山阴的杜亚泉(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绍兴的劭力子(国民党元老)等；该校仿日本学制,为浙北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清光绪二十二年(1906),庞元澄又资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浔“四象”之一张家后裔张弁群在南浔创办养蒙学塾,国民党元老朱家骅等曾在该校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不符合清政府学制,养蒙学塾停办,遂在原址办起了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女校——浔溪女校,“鉴湖女侠”秋瑾曾在该校任教。而近代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次年又创办该校女子部。民国初年,徐一冰将中国体操学校迀回南浔,还不惜毁家兴学,创办了贫儿教养院。更让人敬佩的是南浔“四象”之一顾家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顾乾麟,不仅重振了家业,而且创办了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希望工程”——叔蘋奖学金,可谓桃李满天下。

六、支持革命，反帝爱国

浔商作为我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十分可贵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积极参与民主革命。只要条件许可,很多人都能积极为国家、为家乡作贡献。如在浙江拒款护路运动、上海黎黄氏案、湖州“海岛事件”教会案以及辛亥光复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留下了许多爱国爱乡的佳话。

浔商的民主主义思想，很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热忱支持和投入上，很多有识之士成了这场革命风口浪尖的“弄潮儿”。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清帝统治根基已摇摇欲坠。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南浔商人渴望世道改变,在新的曙光出现时,他们的热情不比平民阶层弱。但商人善于运用价值观念均衡世事,因此在谁也无法预测新革命的未来时,敢冒风险支持革命的人微乎其微,多数人还在犹疑、徘徊和观望。而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商人深受欧洲新思潮的影响,以巨大的财富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不啻是一种时代的大手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静江在赴法轮船上结识孙中山,遂立志追随孙中山革命。之后,他倾其资产接济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③。”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事实上,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需的款项巨大,张静江有时也不得不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捐款借贷,支持和参与革命。1912年,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时,欲请张静江出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却执意不愿做官,恳请孙中山收回成命。但临时政府财政异常困难时,张静江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以商人名义损款10万元。是时,南京政府还向日本借款30万元,张静江与江浙财团朱葆三等人做了财产担保。以此同时,张静江还一直未间断对北方革命党人的经济援助。1914年,孙中山委任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张静江违背了“只出力,不为官”的诺言,毫不迟疑地出任了财政部长。后来,他在巴黎的通运公司终于被拖垮了,上海马斯南路的六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部换成了革命经费。1920年,他还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并将部分股份收入划拨广州军政府,以支持中华革命党的武装讨袁活动。

在辛亥革命期间,张静江还动员和鼓励南浔其他富商顺应历史潮流,支持和参与反清革命。张静江把其兄张弁群、舅父庞青城介绍给孙中山,发展成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夕,在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浙江巡抚署时,张静江与陈英士、周柏年、庞青城、周佩箴等人参与组织光复军敢死队。周柏年负责刻制光复军大印,周佩箴秘密联络,张静江负责供应,他们到处张贴光复军布告。为攻打江南制造局,敢死队所需的费用半数由庞青城资助。而参与同盟会、光复军的其他浔商,还有庞元济、梅履中等一大批人物。

综观上述，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近代浔商虽然处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之下,其经营、办厂、兴学、慈善等活动必然笼罩着忧患时代的重重阴影，但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浔商文化，也创造了南浔百年辉煌的历史。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光辉,既有志存高远、恪守诚信、慈善情怀、崇文重教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近代儒商精神,又有在近代新潮思想影响下的理念超前、思想开放、海纳百川、反帝爱国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的兴衰沉浮和喜怒哀乐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也与南浔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有关。可以说，浔商在近代中国史上是比较超越、不可替代的，至少在江南一带是罕见的。这是南浔刻在骨子里特有的精、气、神，是南浔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至今仍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但浔商的辉煌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先后衰微,这是一幕令人痛心疾首的时代悲剧。然而他们的后代中却走出了不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名流精英,给后人留下了一些著名园林、书楼、民居,保存了许多几乎湮没的文化典籍与艺术瑰宝。这或许又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当然,人非圣贤,浔商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必然存在着历史、时代和人物自身的局限,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和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传承和弘扬他们“开明、开放、开拓”的精神内涵和底蕴。

百年沧桑一瞬间，扬鞭策马新征程。近年来，南浔区委、区政府聚集接轨上海首位战略，区第五次党代会更加明确提出了“接轨大上海，唱响‘双城记’，走好共富路”的宏伟目标。未来的南浔，“国家战略”和“高铁时代”优势叠加，“成本洼地”和“价值高地”加速聚变，“发展实力”和“文化魅力”相互促进。今天,为贯彻落实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我们更加要以湖州市委、市政府批复同意南浔设立湖州接轨上海创新合作区为契机，从“四象八牛”的文化精神，深刻领略南浔与近代中国的渊源和沿革，以及当下社会的重要现实意义，大力传承和弘扬近代浔商的地域文化和人格精神,创造性地开展“新象新牛”争创活动，以新时代的“浔商”精神,打响“中国近代第一镇，世界文化遗产地”品牌，为南浔和湖州谋求新的高质量发展途径,为振兴民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作出新的贡献。（作者系湖州南浔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浔文化研究会特约专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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