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经济危急中，遭受袭击最大的是金融业。自危急爆发以来，仅美国银行倒闭数量就已达39家，华尔街的五大投行也不复存在，摩根和高盛已变成通俗商业银行，欧洲的金融业也是惨遭重创。

　　然而，中国金融业却体现得十分出色和良好。2008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达5834亿元，比上年增加30.6%；资本回报率高达17.1%；保险公司保费收入9784亿元，比上年增加39.1%；107家证券公司昔时实现业务收入1251亿元，实现利润482亿元。彰显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妥当和活力。在伟大的金融危急和全球经济衰退面前，中国金融业能独善其身、业绩斐然，其重要成因有三：

　　首先是严酷的金融管理。从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体例来讲，建立了结实的防火墙制度。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者统称一行三会，即中间银行（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他们相互和谐，又各司其职，实施纵向监管。中国的金融业执行严酷的分业经营，迄今还没有一家完备意义上的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这种牢固的防火墙制度，阻断了金融四大支柱系统中任何一方坏损向另一方传导。因此，在2008年中国股市大跌70%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中国金融业对于金融创新始终坚持审慎原则。金融创新涵盖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尤其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层面，我国金融监管政府履行审慎原则，尽力把风险系数降到完全可控的水准。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实施高额的法定存款预备金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定存款预备率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准，多数年份均在10%以上，2008年6月更是达到17.5%的高度。即使全球危急的今天，我国的法定存款预备率仍高达13%——15%。存款预备金制度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它经历了历史演变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法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贮备金，而后，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国家完全取消了存款预备金。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法定存款预备金制度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有力地保持银行清偿能力；二是控制派生存款倍数，节制信贷规模，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我国执行较高的法定存款预备金制度，对于加强我国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进步拨备覆盖率是大有好处的。因此，在大危急当口，我国金融机构才凸显出妥当的特性。

　　其次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改制与上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了金融业改制与上市的力度。毋庸讳言，改制的过程是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增长原始股东资本金注入的过程；上市的过程是高溢价发行、高比例吸揽增量资本的过程。改制和上市的成功极大地加强了金融业的体魄。

　　我们捉住了2005年—2007年中国股市走牛的窗口，成功地把金融业总量80%以上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推向了资本市场，使之资本足够率、备付率极大提拔，加强了抗风险能力。当今社会，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金融妥当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感恩中国的股民，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国金融安全系统的钢铁长城。

　　第三是危急的时间窗口对我有利。本轮危急源于2007年，爆发于2008年，此时此刻，中国的金融业绝大部分已成功上市，强了身、健了体，但还没来得及向外扩张。正好此时，大危急来临，对于中国金融业讲没有伤筋动骨。如果大危急早爆发几年，中国金融机构中的不良资产没有剥离，资本足够率很低，在实体经济遭受危急的冲击下，金融机构没有能力自保，势必把国民经济拖入深渊。假设大危急晚爆发几年，中国金融业的领军者们肯定会伸开向外扩张的同党，勇敢收购国外金融业股权（平安保险欲要大量增持富通就是光显例证），或大量认购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必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们要倍加爱惜我国金融业一枝独秀的局面。截至今年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2.69万亿元，占全年计划5万多亿的50%以上。因此，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政府进步监管的预见性和引导性，提防不良贷款的大量发生，确保我国金融业的安全和妥当，助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