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盈利”，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专业术语，正成为时下媒体报道的流行语：

　　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大幅上调最低工资，企业出现“加薪潮”，缘故原由是“人口盈利”在消散，不涨工资找不到人干活；

　　10月起，作为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试行企业柔性耽误退休。最新数据表现，20年后中国将两名劳动人口养一名退休人员，有人发起国家也应研究耽误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盈利”消散、减轻老龄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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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如何变成“盈利”的？中国人口数量重大，“人口盈利”也会消散吗？假如“人口盈利”真的消散，对中国经济长远影响会有多大？

　　什么是“人口盈利”？

　　劳动力人口供应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加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加被称为“人口盈利”。

　　2013年，或者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盈利”消散的迁移转变点———在浩繁学者眼中，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

　　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盈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近况》中正式使用，也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人口盈利”并不难理解。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加”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加”的变化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岑岭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曩昔而第三阶段尚将来一时，劳动力人口供应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加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盈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盈利”并不显明。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加的势头得到有用控制，也敏捷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加”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加”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体现为显明的“两头小、中心大”。

　　有研究注解，1978年,平均一名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人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6年，则变为一名劳动力负担0.255个儿童和0.127个老年人。这28年间,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而老年负担则以0.166%的幅度增长，两者相抵，总抚养负担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如许，劳动年龄人口多，社会总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给足够、成本低，产生了显明的“人口盈利”。

　　曩昔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加，GDP年均增加率超过9%，广东更超过13%，这当中确实有许多“人口盈利”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末，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南下，广东等地形成了汹涌“民工潮”，千万万万打工仔、打工妹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以此赓续向内地扩展，助推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起飞。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降落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加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盈利”。

　　然而，“人口盈利”既然是人口变化过程中的中心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散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鼓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敏捷变化，“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敏捷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盈利”开始消散，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展望，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长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加。也许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降落。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落，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盈利”应该说就消散了。

　　短短数年间，一贯被认为中国几近“无穷供应”的劳动力，居然正面临短缺———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吃惊，却又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盈利”正在敏捷消散？

　　短短十多年间，民工潮鸣金收兵，取而代之的是“民工荒”，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经迈入老龄时代，而且是“未富先老”……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好像都在证实，中国的“人口盈利”正在敏捷消散。

　　“来了一天，只招到3小我。”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最近的一次专场雇用会上，海珠区一家首饰厂的老板龚老师无奈地对记者说。他的背后，挂着大大的“急招”广告：急招普工多名，出粮准、包食宿，提供夫妻房，月薪1500-2000元。这一天，有大批企业像他一样急着来招人，现场提供了3000多个岗位，但进场求职的只有2000多人。作为背景，广州市劳动部门发布的上半年数据更惊人：全市用工需求量同比增加63.3%，缺口高达24.7万人。

　　龚老师经营这家工厂已经15年了，从事出口首饰加工，但他不直接与外商打交道，而是接大厂流出的订单。他说，10多年前根本不愁招不到工人，而且只招年轻的。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一是到处都在抢人，二是年轻人乐意打工的越来越少。如今是四五十岁的也招，但却不仅难招，而且流动性大。“最近工资涨得很快，年初起薪照旧1000元左右，如今已经达到1500元，见到合适的还乐意再加几百元，但照旧难招。厂里设备投下去了，两三百多工人都容得下，可如今干活的只有60多人。”

　　事实上，普工有岗位没人做，早已不只是珠三角的烦恼。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等地情况类似，甚至江西、湖南、四川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有“缺工”的说法。这让企业不得不进步工资“抢人”。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进步22%，部分省份涨幅超过30%。

　　对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广州市劳动部门调查表现，近两三年来，广州八成左右的企业存在招工难。番禺有家制衣厂设计可容纳2000人的生产线，现实平均在岗工人仅300人；增城有家刺绣厂员工赓续流失，用工从岑岭期的1200人降至如今的不足400人，紧张制约产能；一些原来超大型的鞋厂、玩具厂，开始向内地迁移。甚至，住家保姆等服务业也开始人手短缺，赓续上涨的保姆工资让市民“肉痛”不已。

　　侵蚀中国“人口盈利”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人口负债”———人口的敏捷老龄化。

　　9月初，一个“中国是否应该耽误退休年龄”的话题引起广泛讨论。10月起，上海试行企业人才柔性耽误退休，同样引人瞩目。与此相干的一组最新数据表现：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而退休年龄每耽误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发展速度特别很是快。

　　9月21日，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做客人民网，介绍了一组很直观的数据：1982年，我国老年人口只占5%，仅过了17年，1999年就达到10%，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1.67亿，占12.5%。到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会达到两个亿，今后每10年增长一个亿，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

　　中国的特别性，还在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达到5000美元至1万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应对人口老龄化挑衅的经济基础、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系统都相称微弱。

　　显然，按照人口盈利中“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特性，以及不得不占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为敏捷而至的老龄化社会作预备，中国的“人口盈利”确有行将消散之势。

　　少了“盈利”，多了挑衅？

　　“世界工厂”会不会风光难再，“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是不是即将带来沉重的“人口负债”压力———

　　挑衅之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摇动？

　　“缺工”征象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向全国扩展，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不少人忧虑，“人口盈利”消散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尚未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变化，其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紧张冲击。

　　据报道，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斯里兰卡总统透露表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斯里兰卡有机会吸引追求低成本替换生产基地的外国企业。据当地测算，目前雇佣一个斯里兰卡“谙练”服装工人，每月成本约为150美元，而中国为400美元。几年后，中国的雇佣成本将约为600美元，斯里兰卡将在200美元左右。

　　挑衅之二：老龄化“人口负债”会否不堪重负？

　　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其长期影响也让不少人忧心。

　　一方面，是“未富先老”让养老保险基金承受相称大的付出能力。我国社保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的“空账”目前已达1.3万亿元，这一压力常被人们提起。按照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单位缴费)和小我账户(小我缴费)两部分组织，小我账户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积累，但因为社会统筹部分不足以付出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效果小我账户并没有做实，而是被合并使用，形成“空账”。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一项研究还指出，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相称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此，要加快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空账”，不大可能靠进步缴费水平，而“人口盈利”渐渐消散，又可能意味着参保人数将难以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将来保障信念不足，使人们的储蓄意愿居高不下，影响到消耗水平的进步，进而有可能影响扩大内需和经济增加体例的转型。原本，“人口盈利”特点是抚养负担轻，人们储蓄较多，有利于形成投资，促进经济增加。但是，储蓄倾向过高，影响当期消耗，又会走向反面。不少人认为，因为上述对养老基金付出压力的忧虑，以及许多农夫工没有养老保险，而国内的农村社保又刚起步，保障水平不高，人们只能寄望于多存钱，不敢花钱，况且，社保缴费占了工资的一半左右，消耗能力自己就有限，国内消耗难以提振，则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的局面短期难有改观。

　　-专家看法

　　“人口盈利”消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依靠如许的“盈利”

　　人才盈利盼望所在

　　如何恰当看待“人口盈利”的消散？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导谌新民教授、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郑梓桢研究员等专家有各自的看法———

　　人口只是影响经济的一种因素

　　“关键是要周全地看待‘人口盈利’理论。”谌新民分析，应该说，“人口盈利”理论简明地指出了曩昔30年中，足够、廉价的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加中的凸起作用，珠三角更是一个典型。这一理论还明确地展望，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传统粗放式增加模式必将而且很快会走到终点，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从这些角度看，“人口盈利”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谌新民同时指出，“人口盈利”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人口上风，但经济发展差异却很大。同样是中国，曩昔人口压力沉重，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上风。这说明，人口结构上风只是推动经济增加的一种因素。

　　详细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丧失、经济增加会否大受影响等题目，谌新民认为，首先，“人口盈利”理论是假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存在停滞。现实上，目前“招工难”除了人口年龄转变因素，还在于因技能低等缘故原由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普工供应赶不上需求增加，是结构性的，现实就业压力仍大。通过增强培训进步技能，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消弭这些停滞因素，仍然有大量的“人口盈利”可以发掘。其次，“人口盈利”理论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因素。只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盈利”、只知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工厂”，从来都不是中国发展竞争力的方向。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现实就是针对相干题目的症结而采取的措施。

　　实现变“人口盈利”为“人才盈利”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人口盈利的代名词是粗放增加

　　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否让中国不堪重负？郑梓桢研究员认为，这一题目确应引起充足的正视，但对解决也应有充足的信念。

　　“假如‘人口盈利’消散提示人们更加正视养老保障，并加快完美相干机制体系体例，这不失为一件好事。”郑梓桢分析，虽然“人口盈利”在渐渐消散，老龄化在加速，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仍然重大，往后十几年总人口仍将增加，“招工难”有助更充分就业，社保扩面潜力仍然较大。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空账”题目，但它并不会立刻变为实际的付出压力，通过将来二三十年的积累，压力可以渐渐缓解。况且，社会养老金之外，我们要建立的是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企业年金、家庭养老等，有助分流社保压力。同时，考虑技术提高的因素，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社会对养老的承受能力也在进步。

　　郑梓桢还指出，目前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以及人们对保障信念不足而更倾向于储蓄、不敢消耗，这确实是一个大题目。不过，造成这一征象，紧张缘故原由恰恰是依靠“人口盈利”的粗放式增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有限，劳动力收入水平难进步。与未来的待遇相比，目前的社保缴费的绝对金额不算高，却显得负担比较重。为此，除了完美社保系统，还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启动内需有庞大意义。假如“人口盈利”消散能倒逼产业升级、进步工资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不失为一件好事。

　　“‘人口盈利’消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依恋那种依靠‘人口盈利’的粗放增加体例！”不少专家都强调，珠三角因为区域上风的存在，可能会获得稍长久一点的“人口盈利”，但，这更像是一记警钟！(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