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继

虞洽卿，民国时代的商界巨头，有人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善于驾驭政商关系的商人。在他发迹后所发生的历次政治风潮中几乎都有他活跃的身影，可以说是一个深刻影响并改变民国历史方向的人。辛亥革命，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盛装亮相与激情表演。

从“赤脚财神”到轮船大王的传奇经历

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字洽卿，以字行于世。圈子里的称他“阿德哥”。1867年6月19日（清朝同治六年五月十八）出生于镇海县龙山镇（今属慈溪市）。其父虞万丰在老家镇上开设小杂货店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6岁时，父亲去世，家中失去顶梁柱，从此陷入困境。虞洽卿在读了3年私塾后就辍学在家帮忙。15岁那年，经族人介绍，虞洽卿穿着他母亲亲手给他缝制的一双布鞋到上海滩淘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恰逢天下大雨，他怕大雨弄湿了布鞋，便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揣在怀里，然后赤着双脚前往族人介绍的瑞康颜料行报到，老板见此情景，马上联想到这是“赤脚财神”上门来了。据说老板在前一天晚上梦见有贵人前来相助，恰巧第二天虞洽卿就光着脚来报到了，老板认为好兆头，对他另眼相看。

要说这“赤脚财神”，也真是身手不凡。瑞康颜料行收入不多，虞洽卿干了几年后，于1892年跳槽到德国商人开办的鲁麟洋行，初为跑街，后升买办，优厚的薪水加佣金，几年下来，虞洽卿就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896年从清廷手里捐了个候补道台的官衔，从此跻身绅商之列，再也不是当初的“赤脚财神”了。

1902年，虞洽卿再次跳槽，到华俄道胜银行担任买办。1903年，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他一方面大力推销荷兰银行发行的钞票，以得到更多的手续费；另一方面，利用荷兰银行的名义开出远期本票，换取现金，以套取利息。就这样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羽毛丰满后，虞洽卿已经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决心自立门户，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首先独资创办惠通银行，然后联络宁波同乡创办四明银行。1909年后，又相继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退出宁绍轮船公司后，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他旗下的三北、鸿安、宁兴三公司，拥有各类轮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余吨，约占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7，与重庆民生公司、天津政记轮船公司并称为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这是虞洽卿一生的鼎盛时代。

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虞洽卿在上海滩崭露头角起，就热衷于商业之外的事，自称是鲁仲连。1905年上海会审公廨风潮发生时，他挺身而出，在公廨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还发动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反英斗争，弘扬民族正气。

在政治立场上，虞洽卿原被是君主立宪派。1906年春，他随端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加入了江浙立宪派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成为会员。他曾上疏慈禧太后，提出中国人自己创办银行的主张，得到朝廷采纳。他随后又建议两江总督端方举办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也得到采纳。清廷随即拨了70万两白银作为经费，虞洽卿本人也垫付了36万两白银。端方随即保举虞洽卿以劝业道出任会办（副会长），负责处理南洋劝业会的日常事务。南洋劝业会办得很成功，可谓盛极一时，这是虞洽卿与清朝政府合作愉快的一个时期。但随之而来的种种事，则让他很不快。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还是传统的眼光，视商人为四民之末，耻与商人为伍，遇事掣肘，处处为难，虞洽卿因对张人骏不满，转而对清朝不满。当反清革命日趋高涨时，虞洽卿很快由观望转向支持。应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始“蓄心革命事了”。

在上海正式响应武昌起义的前夕，虞洽卿秘密拜访了在上海经营多年的革命党首领、浙江同乡陈其美，两人谈得很投机，虞洽卿当场答应捐款8000元作为革命经费。他随后又跑到宁波帮大老朱葆三的寓所，竭力劝说他赞助革命。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虞洽卿与朱葆三等宁波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一时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11月2日，虞洽卿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形势紧急，迫使上海革命党人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举行上海起义。在起义过程中，由虞洽卿担任名誉会长的商团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商团为主相继攻下上海道台与上海县衙门，接着又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

上海光复后，南京与苏州尚不见动静。11月4日，虞洽卿亲自来到江苏省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向江苏巡抚程德全晓以大义，要他及时宣布江苏起义，并答应为他筹集100万元以应急需。11月5日，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与上海起义相呼应。

在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光复后，只有东南重镇、两江总督、江宁将军、江宁提督所在地——南京还在清军控制之下，据险顽抗。虞洽卿因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一起举办过南洋劝业会，遂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游说，但被江南提督张勋严词拒绝。陈其美见劝降不成，倡议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返回上海的虞洽卿立即借给江浙联军10万元以充军需，一面与李平书、朱葆三等14人联名发表启事，劝募犒军物资。随后，虞洽卿将募得的大批慰劳物品连同枪械弹药，亲自押车，连夜送至南京前线。当时前线军火短缺，虞洽卿等人短时间内又弄不到这么多的军火，为了鼓舞前线士气，虞洽卿灵机一动，叫人将食物、钱钞等慰问品装入形似弹药箱的木箱中运抵前线，前线军队误以为后方军火供应源源不断，士气因此大振，一鼓作气，终于在12月2日攻下龙盘虎踞的六朝古都南京，奠定了东南大局。

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财政困难。对此，当时旅沪浙江商帮当仁不让，给予了大力支持。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特别是起义最初两日军饷多由两行输出。虞洽卿与朱葆三等人组织了一个革命军军饷征募队，虞洽卿亲自担任队长，带领革命青年向上海滩上的商家和有钱人家募捐。据说，虞洽卿甚至跪下来请求朱葆三出来动员商界出钱。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胡寄梅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革命。当时参加国民自助会的各业董事如面粉业董事李云书、钱业董事朱五楼、煤业董事谢衡窗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其中120万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军向商家筹措的款项共有300万之巨。虞洽卿还与朱葆三、王一亭等向沪上中外银行、商号商借巨款，接济军需。其中，虞洽卿个人经手的有四明银行4万两、宁绍公司16万两，荷兰很行1万两。此外他们还组织工商、文艺各界“售物助饷”义卖义演等活动。

上海起义胜利后，论功行赏，虞洽卿被任命为沪军都督府首席顾问官，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长。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虞洽卿购买了大量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1945年4月，虞洽卿在战时首都重庆去世。蒋介石在祭文中说：“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虞洽卿晚年回顾自己一生，说他平生服膺四个人：孙中山、陈其美、段祺瑞、蒋介石。孙中山与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领袖人物，虞洽卿追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钱出力，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作出过重要贡献，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片段。至于他以后追随段祺瑞、蒋介石，在政治上则是走下坡路了。这是无庸讳言的。（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