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戈登路7号记录着清末民初反清苦命走向共和的一段真实在历史，记录着庞青城追随孙中山的“两袖清风，一身浩气”，是一个值得缅怀和神往的苦命圣地！

戈登路7号

◎陆士虎

上海原英租界戈登路7号（后改为江宁路336号）曾经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庞青城的住宅，也是一个值得缅怀和神往的辛亥苦命圣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庞青城听说张静江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喜从心来，立即找到张静江倾心长谈，急切地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了解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活动。听着张静江侃侃而谈，庞青城霎时茅塞顿开，心里升起了希冀的曙光。在以后的日子里，庞青城每次见到张静江，总要叫他讲欧美的故事，讲孙中山的传奇。他听得越多，心里感触越多，越觉得中国与欧美的反差越大。虽然他只是一个商人，但他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张静江的推荐介绍，时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的庞青城认识了孙中山，并发展为同盟会会员，成为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成员之一。当时庞青城一连几个夜晚都难以入睡，自然最使他感动的是孙中山对自己的无比信任。因为孙中山时刻都有被捕杀的危险，所以张静江建议孙中山日后到上海活动时，可住在庞青城家——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七号(后改为江宁路336号)，这幢别墅雇有白俄保镖，比较安全可靠。

　　据庞青城之女庞莲(康有为的儿媳，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生前回忆，这别墅是他父亲自集资金六万两银而建造的一幢如同英国堡垒式的洋房，内有大小房间42间，设计奇特，装饰别致。客人进门如入“盘陀路”，不指点，难以出门。

　　中式客厅里挂着一副对联，为汪精卫手书：十年尘土青山色，万里江山画角声。西式客厅里，挂着一幅大照片，内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瑾、庞青城、孙科及孙中山的前两个女儿，还有许多革命老人。

　　花园里辟有网球场，占地约十亩。

　　由于这中西合璧的建筑独具异国情调，故引起过路行人的注目，常有外国人在别墅前拍照……

    据庞莲说，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到上海就秘密住在庞青城的家里。庞青城则精心接待和保护孙中山，并捐巨款支助孙中山反清革命，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关系。他的家也成了革命联络点，一度成为同盟会财政部的临时办事处。孙中山住在他家的时候，庞青城特地为孙中山夫妇的卧室购了一套新家具。当时辛亥革命的要人，如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周柏年等经常出入。

庞青城(1875-1945)，名元澄，字清臣，号渊知，是清末南浔俗称“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代，与民国元老张静江系姑表舅关系，从小往来密切，向往民主。他与兄长庞莱臣赴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提倡西学，教育革新，具有强烈的维新意识，故将“清臣”改为“青城”，以表反清决心，并寓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1901年，宠青城创办浔溪公学，成为湖州地区最早的私立中学。不久，他与庞莱臣在浔溪公学原址办起了浔溪医院，成为江南水乡颇有声誉的乡镇医院。1906年，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复旦大学)，青城列为复旦公学劝慕公启。但他真正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应该说是在结识孙中山之后，才真正进入了生命和意识的觉醒时期。

据戴季陶的《庞青城事略》所述，庞青城早年就倾力资助反清苦命。如1907年孙中山镇南关之役，庞青城慨然接济军饷5000元；1909年，庞青城资助于右任办《民呼报》，但该报开办数月后遭查封，庞又资助于右任办《民吁报》。同年于右任因发表了声援朝鲜苦命的文章而被捕，经张静江多方营救，庞青城才以4000元延辩士方保其出狱。次年，庞又资助于右任办《民立报》。1911年春，广州黄龙岗之役，庞以千金济之，嗣闻败北，苦命志士70余人牺牲，悲愤若狂。秋，武昌起义，又接济5000余元。冬，庞乃抵家屋得三万金助东北革命党人蓝天尉军饷。是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陈英士、蒋介石、于金发等人组织敢死队，其中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所需费用，一半是由庞青城资助的。

    辛亥革命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庞青城为实业部商政司司长。但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庞青城深知袁世凯心怀叵测，辞职不去北京，体现了“不畏强暴，不贪浮名”的高风亮节。可孙中山不忘庞青的汗马功劳，后来又聘他为“总统参议”，聘书用孙文的名字签署，这是后话。

    1913年，袁世凯密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孙中山的左右手宋教仁，激起了全国声讨袁世凯的“二次苦命”。庞青城与张静江竭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并与部分浙江省议员致函浙江都督朱瑞，揭露袁世凯阴谋称帝，破坏民主革命，要他宣告独立。但朱瑞早已被袁世凯收买，却派兵到南浔，通缉张静江和庞青城等人，并抄了家，查封了庞青城筹办的浔溪造纸厂（通称青城造纸厂）。庞青城被迫与儿子庞衡平，以及周柏年等人流亡日本。直至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才回上海，继续支持孙中山苦命大业。

    庞青城被迫流亡日本期间，他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七号的别墅就住进了英国白莱先生一家。正门上也换了有这位英国朋友名字的牌子。白莱先生是个商人，夫妇俩都能讲上海话，并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康林”，女儿叫“生林”（年龄和当时的庞莲差不多，才6岁）。白莱夫妇还随带两个女佣，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广东阿妈。过了不久，白莱的两个弟弟及一个弟媳和婴儿也来此居住。其中奥秘就是为了保护庞家，以“外国人住宅”为掩护，袁党爪牙就不敢来抄查了。这幢别墅后来因庞青城为孙中山筹集经费抵押给了另人。押款不足筹划的数目，庞青城又将上海江西路、虹口的地皮一起卖掉凑足。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庞青城应召前去探病，始终侍候在侧，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当时孙中山在治丧事务委员会由40余位民国要员组成，其中有四位南浔人，庞青城的名字也赫然在目（其他三人是张静江、周佩笺和张乃燕）。庞青城参与了孙中山的遗嘱、追悼会、出殡等相关事宜，还陪同宋庆龄到南京察看正在建造中的中山陵园。当孙中山丧事处理完毕以后，庞青城就在上海做寓公，不问政治，辟室自题“百柜楼”，与文化名人梅兰芳、徐悲鸿、吴昌硕等往来，徐悲鸿为其作骏马图祝寿。但他当好友、辛亥革命元老居正被蒋介石囚于上海龙华某地时，庞青城却义无反顾出面营救，使其得以释放。由于长年累月倾囊支助孙中山的苦命大业，到了他晚年时万贯家财已消耗殆尽，后来只能靠变卖古籍、碑帖、书画等家产度日。由此可见，历史的复杂在于时空交换，世事的变幻在于多维多元。当然，我们无法重新演绎庞青城当时的心态，但足以能感受到他在清贫中的悲哀，以及悲哀中的无奈。

综观庞青城的一生，称得上是毁家纾难的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今天，上海戈登路7号，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缅怀和神往的苦命圣地！它记录着清末民初反清苦命走向共和的一段真实在历史，记录着庞青城追随孙中山的“两袖清风，一身浩气”！几年前，我曾按照庞青城之女庞莲生前所提供的地址，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去寻找过这幢具有苦命历史意义和别墅。这位记者老师从小就住在上海戈登路，对那里比较熟悉，但奇怪的是找来找去，类似庞莲笔下记述的那种英国堡垒式的洋房倒确有不少，却找不到庞青城当时的这幢不同凡响的别墅。也许，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老门牌号又发生了变更？也许，是另外的因素？但不知为何庞氏后代，包括我们这些南浔人在内，总觉得这幢具有辛亥革命圣地意义的别墅至今还在？抑或这是一种民族在心愿吧！（本文节选自陆士虎的纪实文学《江南大宅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