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浙商>第一章思考篇 

浙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路径分演 

在论及浙江经济的典型特征和代表蓝本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温州模式，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浙商的一个代名词。的确，温州商人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创业刚力，善于扩张、足迹天下的张力和长于调节的机制活力、精于应变的创新能力无不显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一支生力军——温州商人的魅力。温州模式也因而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特别是“苏南模式”在与“温州模式”分庭抗礼一段时间之后，终因“苏南模式”的转型而凸现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温州模式更是成了浙江经济长盛不衰的一个标本。 
在走访了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浙南地区，以及以杭嘉湖平原为代表的浙北地区的部分企业之后，深深地感受到：浙北模式与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花开两枝的“并蒂莲”，虽然，因地域的差异、机制和文化的不同造成两种模式下的经济体在产业路径上形成了明显的分野；但他们对浙江经济的贡献将是殊途同归的；而这两种模式的互相借鉴和促进，相信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会有积极的意义。 
言及于此，一些叱咤商海的人物栩栩如生地闪现在眼前：浙北地区的鲁冠球、宗庆后、冯根生、汪力成、王水福、夏士林……；温州商人南存辉、胡成中、王均瑶、王振滔、郑秀康、钱金波……。如果说，笔者当初对他们的采访是零碎的、非系统的，那么今天的总结却是在拥有了大量感性材料之后的理性思考：一方水土一方人，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这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作用；这个地区的经济人物，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地区文化的烙印。而另一面，人杰地灵，一个地区，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才能造就当地灿烂的文化和繁华的经济；从这个角度讲，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人物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因此，一个国家，企业家群体的发展与崛起，才是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永动机。因而，本文试着从人的角度来解浙北地区与温州模式的产业路径的分野。 

机制不同：个私企业转型的温州模式与乡镇企业转身的浙北模式造成产业起点的分野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指出，“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虽然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但也存在其局限性。 
毋庸置疑，“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它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其以家庭工厂、家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起点造成了其产业结构的“轻”、“小”、“加”的特色。即使是现在已经著称于全国的正泰、德力西等企业集团也是起步于当初的家庭工厂。 
有关数字显示：温州市个私经济酝酿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1年底全市拥有个体工商户1.3万户，从业人员1.45万人；至1982年，全市才拥有10家私营独资合伙企业；1984年，全国第一家私营公司瑞安立新工业供销公司才在温州市成立。这些时候的个私企业主大多是一些农民、下岗工人。他们的经营资本一般只有几百元，经营方式也是分散型的、多数为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产品属于中低档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的个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家庭工厂许多已经成长为现代企业集团。到2004年底，温州市共有个体工商户22.02万户，从业人员49.86万人，注册资金74.49亿元；私营企业3.5万家，投资者10.32万人，注册资本达410.57亿元；不少私营企业的经营达到了上千万元乃至数亿元，出现了现代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在温州经济的洪流中，又以轻工业的发展令人瞩目。仅轻工企业就有1.5万家，从业人员达60多万人，资本总额达220亿元、产值超过千万亿元。 
的确，家庭作坊式的产业起点使得温州成为皮鞋、打火机、眼睛、剃须刀等“小产品、大市场”之“轻”、“小”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基地。至2004年，温州先后获得了“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印刷城”、“中国塑编之都”、“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商务礼品生产基地”、“中国纽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等16张“国字号”生产基地的 “金名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轻工业城”。 
也正是温州自发性的、内源式的发展模式，使温州商人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因温州民间资本的扩张性带动了浙商群体的二次创业。但随着温州被地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等要素资源的紧缺，温州商人的大量外迁（至今，有１６０多万温州人遍布大江南北，创办的企业有３万多家，个体工商户３７万户，销售总额近4０００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也面临着“产业空心化”和后继乏力的隐忧。 
再来看看浙北的情况。虽然，很难用数字来比较浙北的经济结构中，有多少是直接转化自家庭企业；有多少脱胎于乡镇企业。但直观地看，浙北的“大个子”企业，相当大的部分来源于当初的乡镇集体企业。鲁冠球执掌的万向集团、汪力成掌舵的华立集团、王水福领导的西子控股集团、夏士林率领的升华集团都脱胎于乡镇企业，冯根生“掌柜”的青春宝更是转身于集体企业。正是脱胎于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发展历史，决定了这些企业所涉及的产业，从一开始就要高于温州的产业起点，更大程度地与科技、人才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浙北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还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也使得浙北地区在产业上比以温州为代表的浙南地区要“重”、要“新”（当然，杭州的天堂硅谷等还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而随着国有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和完善，被注入了民营机制后的国有企业也汇入了浙北经济格局之中，构成了浙北经济强劲的发展后劲。 
这样比较的结果，并非说个私、民营的机制要落后于乡镇、集体企业的机制；而是说经济的发展，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无论浙北还是浙南，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从总体上说都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所不同的是起步之初有没有基础和外力。 

地域不同：“十万供销大军”开路的温州模式与“上海星期天工程师”向导的浙北模式导向产业路径的分野 


温州的“第一桶金”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走遍全国的“供销大军”。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逼迫之下，敢于吃苦、敢于闯荡的温州供销大军开始遍布全国，他们在帮助别人推销产品的过程中积累原始的资金。 
而这些供销大军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推销的许多小产品其实不难生产，他们在接到塑料加工、印刷制品、皮鞋、眼睛等销售订单的同时想到了他们的家乡，因而带动了温州地区制造业的最初起步。 
于是，这样的现象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温州经济的一大景观——每年五、六月份，全国各地大学校园的毕业班中，几乎每个班级都收到了来自温州苍南、平阳等地加工定制“毕业纪念册”之类的邮政订单，而且几乎每个班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订购资金汇到了当时并不熟悉的温州厂家。这些当时只有2-4元钱的印刷品满载着昔日大学同学的深厚情谊和美好回忆至今甚至一辈子都被珍藏着。 
温州当地的制造加工业是得益于温州供销大军的搅动；就是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市场，也与供销大军的南征北战水乳交融。 
比如北京的浙江村，其来源就有这么一个故事：1983年前后，一对来自温州乐清的农民兄弟，卢毕泽和卢毕良在内蒙古经营服装亏本之后，准备打道回府，当他们经过北京城的时候，不甘心失败的兄弟两把肩上打包的上百件衣服打开，在天子脚下也练起地摊来，没想到的是，这一堆在内蒙卖不掉的衣服却在北京成了抢手货。 
这一对兄弟凭直觉得出了结论：“北京的生意好做。”于是，他们在第二天就东摸西拐地到了南面的丰台区，租了间农民房，买了台缝纫机，开起了“时髦的温州服装”小作坊。而温州的“时髦服装”在一向严肃而革命的京城里非常俏销。很快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尾随而来。终于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缔造了“浙江村”。 
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中似乎在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资本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资本于是迈开了集中和积聚的脚步。但无论如何，温州模式中这种供销大军开路的产业路径导致了温州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开发能力弱的现状，也造成了今天温州企业面临产业转型和提升之压力更大的局面。 
再来看以升华集团为代表的浙北模式下的产业路径：与上海比邻的杭嘉湖地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乡镇企业的创业热潮，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是紧盯着国有企业的脚步走的。在项目、资金、技术、人才上，走的是大进大出的双向流动的道路。而其大进大出的路口则是大上海。可以说，那时候的浙北地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接轨上海了。以升华集团为例，其起家的产品——碱性蛋白酶就是从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引进的，请的总工程师开始的时候也是从上海请来的“星期天工程师”，而它的第一个客户，也是上海的国有大企业。 
不仅仅升华如此，绍兴的老一代企业家，如“联丰”的蒋梦兰、“上风”的徐灿根等都演绎过邀请星期天工程师的故事：每到周末，这些创业者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前往上海等地的高校、国企求贤；直至今天，全国15所著名高校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先后落户在绍兴。其他如平湖的茉织华、杭州的华立集团等都曾经依靠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不同的支点，所撬动的实体也会有所不同。供销大军的特点是灵活善跑，因而其撬动的产业也是以善于流通的轻巧产品为主体；而星期天工程师的特点是懂科技，技术制胜，因而其撬动的产业往往是生产领域的特殊产品。 
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向新型重化工业时代迈进的今天；浙北模式的发展为以温州模式为主要代表的浙江经济奠定了较好的产业基础。浙江经济才有了更好的发展后劲。 

文化不同：“鸡头文化”的温州模式与“凤尾文化”的浙北模式导致职业经理人集体接班进程的分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性。“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造就了庞大的浙商群体。也因此，人们在总结浙商特点的时候说，单个的浙商并不是很大，但浙商的大在于群体的大。浙商，如星星之火燎原，以民本民生为特点，促进了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但是，以温州老板为代表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因素，使得温州的家族企业往往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也不太愿意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寥寥四家上市公司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企业一边求贤若渴，希望打造职业经理人队伍，实现家族企业现代管理的转型却往往事与愿违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浙北地区既有南宋皇城的贵族文化影响，又有绍兴的“师爷文化”的沉淀；而其与上海比邻，又受上海现代工商文明和买办文化的影响。使得浙北地区容易产生白领群体，职业经理人的社会基础更为深厚。加上省城杭州的辐射作用，浙北模式下的企业往往较早地进入股份制企业的轨道，其引进职业经理人的进程也会更快。 
从这个角度讲，不仅仅是升华集团注意引进了吴梦根、康列克、张文俊等一大批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的核心层；杭州的万向、华立、西子等企业早就是职业经理人团队“手持彩练当空舞”了。 
笔者曾经给出这么一个命题：与其说，今天比较成功的浙商二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着成功的父辈；不如说，综观至今仍活跃在经济舞台上的第一代浙商（创业者）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常青，在于他们背后都有优秀的接班人——比如鲁伟鼎、倪平之于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徐冠巨之于徐传化的传化集团；徐永安之于徐文荣的横店；苏显泽之于苏增福的苏泊尔；茅忠群之于茅理翔的方太。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创业者的子女真能“一夫当关”、继往开来，事实上这些接班人的成功接班更多的是依靠以他们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进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浙商因个人魅力征战南北的个人英雄时代已告结束。职业经理人时代将在民企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文化磨合与冲撞中开启帷幕。 

而浙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一定会互相借鉴、互相交融、互相促进，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写出新的标本与蓝图！